大概是十二月下旬的某一天，伊万·彼得罗维奇·索科洛夫佝偻着背穿过结冰的街道。他刚在“工人食堂”排队买到了最后一块黑面包——排了足足两小时，双脚几乎冻在雪地里。面包硬得能砸死野狗，但伊万仍小心地用油纸包好塞进怀里。他住的“铁匠街区”是座被遗忘的蜂巢，灰黄色的赫鲁晓夫楼在暮色中彼此挤压，墙皮剥落处露出砖石溃烂的筋骨，每扇结霜的玻璃窗后都悬着一张苍白的脸。
伊万的老邻居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裹着毯子蜷在楼梯间，膝盖上摊开一本翻烂的《真理报》，煤油灯的火苗在他浑浊的眼珠里跳动。“听说市政厅又扣了供暖补贴，”他声音嘶哑，像生锈的铰链在摩擦，“锅炉房老米哈伊尔说，除非塞给稽查员三瓶伏特加，否则暖气片永远是冷的。”伊万默默点头，从怀里摸出半块硬面包塞给谢尔盖。老人枯瘦的手指抓住面包时，伊万瞥见他腕上凸起的青紫色血管——那是冻疮溃烂后结的痂。
“奥莉加……你姐姐今天寄钱来了吗？”谢尔盖突然问，喉结滚动了一下。伊万从口袋掏出皱巴巴的汇款单，数额小得可怜，汇款人地址是圣彼得堡涅瓦大街某栋光鲜公寓。数字在昏黄灯光下扭曲蠕动，像一条冰冷的蛇。“她总记得钱，”伊万把汇款单塞回去，指尖沾了油污，“但忘了人。”
他爬上七楼时，腿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走廊尽头那扇掉漆的绿铁门后，是他全部的世界：十二平米的单间，糊着旧报纸的天花板下悬着一盏裸露灯泡，小煤炉上炖着芜菁汤。墙角立着一台1972年产的“海鸥”牌收音机，是妻子柳芭还在世时买的。伊万掀开锅盖搅动汤勺，蒸汽模糊了玻璃窗。窗外，整座城市的灯火在雪幕中晕染成一片病态的橘红，像垂死者脸上最后的血色。
新年前三天，寒流突然加剧。气象台预报说气温会跌破零下四十度，报纸用加粗标题警告市民“严防非正常死亡”。伊万却发起高烧，盖着三条毛毯仍抖得像风中的铁皮。他想去城东诊所，但公交司机罢工了——他们抗议拖欠工资。拖着病躯走到半路，伊万在结冰的人行道上滑倒，额头撞上消防栓。血混着雪水流进脖领时，他听见远处工厂汽笛发出垂死般的嘶鸣。
意识模糊中，伊万感到有人把他拖进楼道。是底层开杂货铺的塔季扬娜。这个总被丈夫打得鼻青脸肿的女人用冻萝卜给他敷额头，又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甜菜汤。“喝吧，老伊万，”她声音沙哑，“我男人今早跟稽查员喝酒去了，家里只剩这碗汤。”伊万刚咽下两口，塔季扬娜的丈夫谢苗突然踹门进来。这个壮硕的男人一把掀翻汤碗，揪住妻子头发往墙上撞：“贱货！偷我的汤喂穷鬼？”瓷片在伊万脸上划出血痕时，他看见塔季扬娜眼角的淤青像紫黑色的蝴蝶。
伊万在剧痛中昏睡过去。深夜，高烧将他灼醒。煤炉早已熄灭，窗玻璃结满冰花。他摸索着想点灯，却摸到收音机冰冷的旋钮。柳芭临终前说过：“收音机里有声音，人就不算孤魂。”他拧开开关，沙沙的电流噪音中突然插进圣彼得堡电台的新年特别节目。一个甜腻的女声正在念听众来信：“亲爱的弟弟伊万，你总说天冷记得添衣……今年我没生什么病，每天好好吃饭……谢谢你没有和别人一起消极生活……”信纸翻动的窸窣声清晰可闻，每个字都像烧红的针扎进伊万耳膜。他认得这语气——奥莉加每年新年贺卡都这么写，可她的字迹从未沾过叶卡捷琳堡的雪沫。
“骗子！”伊万嘶吼着砸向收音机，塑料外壳碎裂的脆响在死寂中格外刺耳。灯泡突然爆裂，黑暗吞没一切。最后一丝意识里，他感到有冰冷的手指拂过他滚烫的眼睑。
殡仪馆的地下室阴冷如冰窖。伊万发现自己飘在半空，俯视着铁床上覆盖白布的躯体。白布下凸起的轮廓陌生又熟悉——左脚小趾缺了半截，是年轻时在乌拉尔机械厂被钢锭压的；右手虎口有道月牙形疤，是柳芭教他削土豆时留下的。两个穿制服的工人嚼着葵花籽走进来，其中一人掀开白布啐了口唾沫：“又是铁匠街区的穷鬼，火化费都凑不齐吧？”
“管他呢，”另一人用铁钩勾住伊万脚踝往推车上拖，“反正明天市政厅来查账，这具和上个月跳楼的那个老太婆凑成双数，刚好填平焚化炉维修费的窟窿。”
伊万想怒吼，喉咙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看见自己的尸体被粗暴地推进冷藏柜，柜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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