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镇坐落在罗刹国最北端的针叶林里，一年有九个月被雪埋着。镇上的房子像一排排冻僵的棺材，烟囱里冒出的烟还没升到半空就被寒风撕碎。镇民们管这种天气叫“上帝打盹，因为只要上帝一闭眼，魔鬼就溜出来数人头。
镇公所的木牌上写着：为多数人牺牲少数人是自然法则。这句话用红漆刷了三遍，像一块永不愈合的伤口。镇长克鲁托夫——一个腮帮子永远挂着冰碴的小个子——每周六晚上都会用铜喇叭对着广场重复这条真理。喇叭的声音在雪地上滚来滚去，最后总被教堂的钟声吞掉。教堂的钟是旧时代留下的，敲起来像咳嗽的肺痨病人，每咳一声，白桦镇的屋檐就往下掉一根冰棱。
克鲁托夫有个秘书叫柳德米拉，她负责登记自愿牺牲者的名字。柳德米拉的办公桌抽屉里永远躺着一本《新伦理学》，书页间夹着干枯的矢车菊，那是她母亲留下的遗物——母亲二十年前成了自愿牺牲者，据说是因为太爱微笑。柳德米拉每天的工作就是把镇民送来的申请书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再用镇公所的钢印戳上一个鲜红的字。钢印沾的印泥是动物血做的，冬天会凝固，她得先用舌头舔一舔才能盖清楚。她舔血印泥时，舌尖会尝到铁锈和雪的味道，像吻一块生锈的墓碑。
镇上的邮差叫阿廖沙，他负责把牺牲通知单送到被选中的家庭。通知单用羊皮纸做成，边缘烫着金箔，像一份迟到的婚礼请柬。阿廖沙的邮差包是牛皮缝的，里衬用蜡涂过，防水、防血、防眼泪。他送信时从不敲门，只把通知单插在门缝，然后吹一声口哨——口哨的旋律是《三套车》的副歌，听起来像冰做的马在奔跑。镇民们听见口哨就明白：上帝又打盹了。
十二月的一个傍晚，阿廖沙踩着齐膝的雪去送最后一份通知。收信人住在镇外的鸡脚小屋——那是林中空地上一栋用四根原木支起来的房子，远看像只蹲着的母鸡。屋主叫斯维特兰娜，镇上最善良的姑娘。她给每一只冻僵的乌鸦织毛线袜，给每一棵被雪压弯的白桦树系绿丝带。去年冬天，她甚至把自己最后一块黑面包分给了镇公所的看门狗，那狗后来饿得啃掉了自己的尾巴。
斯维特兰娜收到通知单时正在煮松针茶。羊皮纸上的金箔映着炉火，像一摊融化的圣像。她读完通知，把纸折成小船，放进茶壶里。纸船在沸水里打转，金箔变成一圈圈油膜，最后沉到壶底，像一枚褪色的圣餐饼。她给自己倒了一杯，茶色红得发暗，像稀释的鲜血。她喝得很慢，每一口都数着心跳——她的心脏跳得比教堂的钟还乱，仿佛里面住着一只扑火的蛾子。
第二天黎明，斯维特兰娜穿上她最厚的羊毛裙，把家里的圣像用头巾包好，放进空面粉桶。她提着桶去镇公所，雪地上留下一串小坑，像一串被掐灭的火星。克鲁托夫正在办公室烤袜子，见她进来，立刻把袜子塞进抽屉——那里面还藏着半瓶私酿的桦树泪。柳德米拉递给她一张表格，上面有七个空格，前六个已经填好了二字，最后一个空格留着给她签名。斯维特兰娜用冻僵的手指握住钢笔，墨水在低温下凝成冰碴，她签下的名字像一串断裂的珍珠。
程序很简单，克鲁托夫咳嗽着说，今晚十点，你去老磨坊。磨坊主会准备安宁剂——就是加了蜂蜜的颠茄汁。你喝下去，梦里会看见你母亲。他说到时，柳德米拉突然把钢印掉在地上，血印泥在地板上溅出一朵小小的红花，像雪地里的早熟草莓。
斯维特兰娜离开镇公所时，天开始飘雪。她路过集市，卖冻鱼的彼得鲁哈朝她鞠躬，鱼眼睛在冰碴里瞪得滚圆；卖毡靴的达吉雅娜偷偷塞给她一双儿童尺码的靴子，小声说：留给孩子。可斯维特兰娜没有孩子，她只有一只三条腿的猫，猫的名字叫。她回家把猫抱进面粉桶，连同圣像一起托付给邻居——一个永远戴着黑头巾的老寡妇，据说她年轻时曾为沙皇织过袜子。
傍晚，白桦镇提前黑了。雪越下越大，像无数撕碎的裹尸布。老磨坊在镇外河边，水车被冰卡住，像一具冻僵的巨人的骨架。磨坊主库兹马是个独眼龙，他的左眼在革命时期被流弹打飞，现在眼眶里塞着一颗玻璃珠，珠子里有艘微型三桅船，会随着他的呼吸起伏。他递给斯维特兰娜一个锡杯，杯底沉着三颗颠茄果，像三个缩小的黑太阳。
喝吧，姑娘，库兹马的声音像磨盘在碾骨头，你会变成雪的一部分，雪会盖住所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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