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强的尸体经现场勘验后，很快被运尸车拉走了。
巷子里的血迹已经用沙土覆盖，但那股淡淡的铁锈味还萦绕在空气中，挥之不去。
李东开枪打死了人，虽然打死的是重罪嫌犯，按规矩还是要接受内部督察。...
2024年秋分，江安市的天气开始转凉。早晚的风里裹着湿意，梧桐叶一片片飘落，铺在老街巷口，像一封封无人认领的信。社区活动中心前的公告栏上，贴着一张新海报：“第九届‘灯塔计划’年度总结会暨创伤记忆分享沙龙”，下方是一排剪影：老人、青年、孩子，手拉着手站在凤仙花丛中。日期定在十月初七??正是当年周小芳失踪的那天。
这天清晨，李东的儿子李卫国起了个大早。他把父亲生前整理的最后一本笔记送到了市公安局档案馆。管理员接过时说：“李老的东西，我们都会好好保存。”李卫国没应声，只是轻轻抚摸了下封面上那行烫金编号：L-Index 91。他知道，这不是一份普通的档案，而是一座桥，连接着过去与未来，疯狂与救赎。
当天下午，市局召开内部研讨会，请来心理学教授、民俗学者和“灯塔计划”现任负责人共同讨论近年来的数据变化。投影屏上显示一组图表：自2004年“灯塔计划”启动以来，涉及民俗行为的未遂暴力事件下降了78%，高风险人群主动求助率上升至每年320人次，其中67%为男性，平均年龄54岁。最令人欣慰的是，近三年内，无一例因“类周德海式动机”引发的实际伤害案件发生。
“我们正在改变一种宿命。”主讲人陈明远是李东晚年带过的研究生，如今已是省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他在台上缓缓说道，“不是靠抓捕，而是靠倾听。不是用铁链锁人，而是用语言打开门。”
台下掌声响起，但角落里坐着一位沉默的中年男子，始终低着头。他是赵文斌的儿子赵志诚，现为市殡仪馆火化车间技工。没人知道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连主办方也只记得他是通过公开报名进来的普通市民。会议结束后，他走到讲台前，将一个牛皮纸袋递给陈明远。
“这是我爸临终前让我交给你们的。”他说，声音沙哑，“他说，如果还有人在做这件事，就一定要交出去。”
袋子里是一本手工装订的日记得以幸存者口吻写成的日记残页，夹杂着大量涂改与泪痕。赵文斌在最后一页写道：
> “我错了。我不是在救人，是在复制自己的痛苦。我妻子死后，我把所有希望都压在女儿身上，可她十三岁那年也走了??不是死于鬼魂，是被我关在家里太久，抑郁跳楼。我怪凤仙花，怪节气，怪那些笑得太甜的女孩……其实我该怪的是我自己，是个不敢面对失去的父亲。
> 现在我躺在床上，肺里全是水，像当年塘底的感觉。我终于懂了李警官的意思：别让下一个孩子，因为你的心碎而流血。”
陈明远读完，久久不能言语。他后来把这份材料提交给了“创伤记忆纪念馆”，并建议将其作为“施害者家属视角”的首展内容展出。一个月后，展馆新增了一面墙，名为“悔之声”。墙上播放着录音片段：有赵文斌断续的咳嗽与道歉，也有那位曾在阳台下徘徊最终加入志愿者队伍的男子哽咽地说：“我想替妹妹活下去，而不是替她报仇。”
冬天来得格外早。十一月中旬，第一场雪落下时，江安市第七中学组织了一场特别班会课，主题是“我们的传统，如何不成为别人的噩梦”。班主任是一位年轻女教师，名叫林雨晴??她是林晓梅的侄女，从小听着姑妈的故事长大。课堂上，她拿出一瓶自制的凤仙花染液，当着全班学生的面，轻轻涂抹在指甲上。
“它很美。”她说，“但它不该让人害怕。就像悲伤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把悲伤变成刀子。”
一名男生举手提问：“老师，那如果我们家老人坚持说这东西‘通阴’呢？”
林雨晴笑了笑：“你可以问问他们，为什么怕？是不是因为某个人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如果是这样，那就一起记住那个人，而不是囚禁活着的人。”
课后，她收到一条匿名短信：“谢谢你没有恨这片土地。我曾经想烧掉小区里的所有凤仙花，但现在，我每天给它们浇水。”
时间滑入2025年。清明将至，细雨如织。青松岭后山的小径上，多了几条新踩出的脚印。一块不起眼的石碑旁，摆着一小束新鲜的凤仙花，花瓣红得纯粹，根部还带着泥土。花旁放着一张卡片，字迹稚嫩：
> “奶奶说，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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