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城的初夏，已有几分闷热。秦淮河的水汽混杂着市井的喧嚣，浸润着这座留都的每一个角落，也浸润着官场中那些心照不宣的规则与习气。在南京六部衙门里当差，尤其是户部、工部这类有油水可捞的衙门，向来被视为“肥缺”。多年远离政治风暴中心，加上盘根错节的本地利益网络，使得这里的官吏们早已形成了一套自得其乐的生存哲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面上的规矩要守，暗地里的好处也不能少。京里来的官员，若非背景硬到令人窒息，多半也会很快被这温水般的环境同化，或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崇祯十年的这个五月，一道来自北京东宫、经由特殊渠道直达“澄心堂”的密令，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衡。命令简洁而冷酷：“江南积弊，首在吏治。可选一无足轻重却影响恶劣之典型，以雷霆手段公开惩处，务必张扬，以儆效尤，破其侥幸怠玩之心。”
接到命令的陈子龙，在书斋中独坐良久。他知道，太子殿下这是要借他的手，在南京官场点燃第一把火。这把火不能烧向那些根深蒂固的巨头（如守备太监、魏国公等），那会引火烧身，过早暴露目标。必须找一个“无足轻重却影响恶劣”的典型——官职不必高，但行为必须足够令人发指，足够有代表性，惩处必须公开、严厉，足以形成强烈的震慑。
目标很快被锁定：南京户部浙江清吏司一名姓王的主事。此官品级不过正六品，在南京户部属于中下层，但其人贪婪跋扈，吃相难看，在负责稽核南直隶部分州县钱粮账目、发放一些常规款项的过程中，公然向地方官吏、乃至前来办事的商贾索要“规矩钱”、“润笔费”，数额不大，但次数频繁，态度恶劣，稍有不满便故意拖延刁难，弄得怨声载道。因其职位关键，又善于钻营，巴结上了司里一位郎中，故一直无人敢动。在南京官场，这类行径某种程度上甚至被视为“常态”，王主事不过做得更露骨些罢了。
“就是他了。”陈子龙放下卷宗，眼中闪过一丝锐芒。王主事官职不高，不足以震动顶层，但其行为恶劣，有确凿证据（“悦来居”和“雅集斋”通过不同渠道收集了不少苦主的证词和间接证据），且户部钱粮事关国计民生，以此为切入点，名正言顺。
行动经过周密筹划。陈子龙没有通过正常的监察渠道（那可能会走漏风声或遇到阻力），而是动用了太子密令赋予的特别权限，以及“澄心堂”这几个月来暗中组建的、由少数绝对可靠之人组成的执行力量。
五月初十，一个寻常的清晨。王主事像往常一样，乘着一顶小轿，悠悠然来到户部衙门。刚下轿，整理衣冠，准备接受门吏的奉承时，几名穿着普通百姓服饰、却眼神精悍、动作干练的汉子突然出现，两人一左一右夹住他，另一人亮出一面镌刻着特殊纹样的铜牌（仿东宫侍卫牌样式，但略有不同），低声道：“王主事，奉上谕，请你走一趟，问几句话。”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王主事一愣，随即勃然变色：“你们是何人？胆敢在户部衙门前撒野！知道本官是谁吗？”他想挣扎，却发现双臂如同被铁钳箍住，动弹不得。周围几个门吏和路过的低级官员都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
“带走。”为首之人冷冷道。不容分说，王主事便被“请”上了一辆早已等候在街角的普通马车，迅速驶离。整个过程干脆利落，不过几十息时间，等衙门里得到消息时，早已人去车空。
王主事被直接带到了城南一处不起眼但戒备森严的院落（“澄心堂”另一处隐秘地点）。没有刑讯，没有恐吓，只是将一叠叠按着指印或签名的证词、一笔笔有迹可查的索贿记录摆在他面前，时间、地点、人物、金额、甚至某些场合下的对话，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负责问话的人语气平静，却句句直指要害，点明其行为已严重触犯《大明律》，证据确凿。
王主事起初还想狡辩，搬出后台，但当他看到某些证据甚至涉及他与其靠山之间的一些隐秘往来（陈子龙精心挑选的不致命却足够让对方投鼠忌器的细节）时，脸色顿时变得惨白，汗如雨下。他意识到，对方是有备而来，而且来头恐怕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自己成了那只被用来儆猴的鸡。
审讯只用了半天。当天下午，一份由“钦差东宫侍卫领班”（虚构的头衔，但盖有特殊印鉴）署名、罗列王主事十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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