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残唐挣扎与中兴微光

广德二年至贞元二十一年：残唐挣扎与中兴微光（约黄帝纪年4948—4987年，公元764—8o5年）

代宗的愁，比灵武的风更烈，比长安的残垣更沉。

广德二年的春，长安城里刚褪去一丝战乱的腥气，吐蕃的马蹄声又踏碎了短暂的安宁——吐蕃联合党项、吐谷浑，举兵十万南下，一路势如破竹，直逼奉天、武功，京畿震动，百姓再次扶老携幼逃亡，街巷间又添了几分死寂。

此时的唐军，早已不是开元年间的精锐。

边军大多耗在平叛战场，禁军被鱼朝恩牢牢攥在手里，却不堪一击。

代宗急得团团转，只能再次请出郭子仪。

彼时郭子仪已年近七十，鬓皆白，却依旧一身戎装，领命出征时，身边只有两千余名老弱残兵。

他没有怨怼，只带着这微薄的兵力，驻守泾阳，一面虚张声势，布下疑兵，一面派人游说吐蕃诸部，挑拨他们的联盟。

吐蕃军见郭子仪亲临，本就心生忌惮，又听闻内部有叛盟之兆，不敢久留，连夜撤兵，京畿之围才得以解除。

可经此一役，唐朝的虚弱暴露无遗，吐蕃此后连年入侵，河西、陇右的失地始终未能收复，甚至连长安都数次面临兵临城下的危机。

代宗看着地图上被吐蕃蚕食的疆域，重重叹了口气：“先守得住眼前，再谈收复故土吧。”

朝堂上的乱象，比外敌入侵更棘手。

鱼朝恩的权势愈嚣张，他不仅掌控禁军，还干预朝政，连宰相元载都要依附于他。

可元载并非甘于人下之辈，他暗中积蓄力量，笼络朝臣，终于在大历五年，抓住鱼朝恩的把柄，奏请代宗将其诛杀。

鱼朝恩倒台后，元载又成了新的权臣，他独揽朝政，贪污受贿，排斥异己，朝堂之上，敢直言进谏者寥寥无几。

代宗并非昏庸之君，只是身处乱世，分身乏术。

他一面纵容元载维持朝堂表面的稳定，一面暗中扶持其他势力制衡，又着力整顿财政——战乱之后，朝廷财源枯竭，元载提出“榷盐法”

，垄断食盐买卖，增加税收；代宗又派人清查户籍，追缴逃税，虽有成效，却也让百姓承受了更多负担。

大历年间，长安的街市渐渐恢复了些许烟火气，茶坊酒肆重新开张，可街边依旧有饿殍，百姓的日子，终究没能回到盛世之时。

大历十四年，代宗病逝，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

德宗年轻气盛，目睹了肃宗、代宗两朝的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立志要重振大唐纲纪，重现开元盛世。

他即位之初，便大刀阔斧地改革：先是罢免了元载的党羽，抄没元载家产，将其赐死，整顿朝堂风气；又削减宦官权力，收回禁军兵权，交给武将统领；在财政上，重用刘晏，改革漕运，疏通大运河，让江南的粮食与赋税能顺利运往长安，缓解了财政危机。

更让朝野振奋的是，德宗决心削藩。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河北的幽州、成德、魏博三镇，更是世代相传，不听朝廷号令。

德宗即位不久，便以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子田悦袭位不遵诏令为由，派军讨伐。

起初，唐军节节胜利，田悦被困魏州，河北诸镇人心惶惶，削藩似乎看到了希望。

可德宗操之过急，又犯了猜忌功臣的老毛病。

唐军主将李晟、马燧战功赫赫，德宗却怕他们功高震主，暗中派人监视，还屡屡干涉军事部署。

更致命的是，德宗为了筹措军饷，下令向长安的富商征收重税，甚至强行抄家，引得京城大乱，人心浮动。

河北诸镇趁机联合起来，推举朱滔为盟主，共同对抗朝廷，叛军势力再次壮大。

建中四年，更严重的变故生了——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的士兵，奉命前往关东平叛，路过长安时，因朝廷未给予赏赐，动兵变，拥立朱泚为帝，国号“秦”

，史称“泾原兵变”

。

叛军攻入长安，德宗仓皇出逃，逃往奉天，身边只有少数随从，连后宫嫔妃都来不及带走。

朱泚在长安称帝后，派兵围攻奉天，德宗被困城中，粮草断绝，险些被俘，多亏李晟、李怀光率军驰援，才得以解围。

经此一役，德宗的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