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那所谓的审判，其荒诞程度，已远超任何理性的边界。
它们大多临时设在某处被腾空的小礼堂里，曾经张贴着激昂口号的墙壁，如今只剩下肃反到底的褪色标语，边缘因长期粘贴而卷曲，如同枯萎的旗帜。
几张破旧的木桌被仓促地拼凑成一个审判席，其上堆叠着几份刚被打印出来的卷宗，墨迹未干，纸角因湿气和匆忙而翘起，散发着一股令人不安的油墨味，仿佛其间承载的罪名，也仍带着制作时的急促与混乱。
时钟的指针刚指向九点，冰冷而迅速的审判便已开始。没有证人被传唤，更无人被允许询问指控的缘由，一切都是预设的剧本。
审判员拿起卷宗，用一种平板而麻木的声线，机械地念出那些被强行安插的罪名——“涉嫌通敌”、“与可疑分子往来”、“消极对抗”，寥寥数语，翻来覆去，如同背诵一份食谱上的菜名。
庭内，只有那枯燥的诵读声，与偶尔纸页翻动的沙沙声，回荡在死寂的空气中。
在太阳尚未升至正午之前，判决便已迅速下达：要么流放至遥远而荒凉的远东，要么当场被执行枪决。
被捕者，或许在那一刻，脑海中还残存着最后一丝挣扎。
当他试图张开那因恐惧而变得干涩的嘴唇，勉强挤出“我没……”的音节时，两名身着制服的卫兵便已从两侧架起他的躯体，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粗暴地将其往外拖去。
木制椅子在粗粝的水泥地上被拖拽，发出“吱呀”一声尖锐刺耳的刮擦声，那声音如同利刃划过玻璃，瞬间便将那句微弱而徒劳的辩解，彻底淹没。
思及此，一种深沉的寒意便会直抵骨髓。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效率”，究竟从何而来？
回想往日，那些关乎民生最基本的调度，例如分发越冬的粮食，公文会在各个部门间反复流转，盖上七八个彼此推诿的公章，十几天都未必能得到一个确切的批复。
而此刻，那些承载着生杀大权的指令，却能以一种超越任何官僚体系运转逻辑的速度，横扫整个国家。这绝非单一意志所能凭空实现的。
其背后，必然是一股被共同情绪所推动的、庞大而无形的力量——是马夫在风雪中甘愿奔跑，是电报员不敢有丝毫懈息，是秘密警察在阴影中不遗余力地搜查，是审判员们以近乎机械的速度宣读判决。
究其根源，那份无声的“支持”，才是真正的驱动力。那人数，远超那些在心底深处感到不安的个体，或许是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巨。
没有人会高声呐喊“我支持”，那样的表态在无孔不入的猜忌中，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然而，行动，却永远无法欺骗：文书在接到指令时不敢有丝毫的拖延，邻居在目睹抓捕时选择噤声，卫兵在执行判决时眼神冷漠、毫不犹豫。
这些人并非天生便带着恶的烙印。
他们中的许多，或许也曾有过片刻的犹豫，有过短暂的人性挣扎——比如，当文书拆开那份带着朱红公章的清查文件时，指尖或许也曾轻微颤抖；当邻里听到深夜撞门时的巨响时，内心或许也曾因恐惧而揪紧。
然而，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他们最终都未能站出来。
他们选择了妥协，选择了随波逐流。
正是这无数个体的“不反对”，最终汇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将那场大清洗，推向了越来越疯狂的深渊。
当它最终获得足以吞噬一切的动能时，任何力量都已无法使其停下，只能任其冲向最终的，无可挽回的结局。
那场被冠以“大清洗”之名的风暴，其所散发出的冰冷与扭曲，足以让任何一个理智尚存的生命，自脊髓深处生出彻骨的寒意。
它并非源于某种正义的愤怒，而是一种纯粹的、令人绝望的、被推至极限的集体偏执。
最先撕裂苏俄广袤土地的，是一道道印着朱红色公章的清查令。
那猩红的印记，仿佛沾染着西伯利亚永冻层的冰碴，在极短的时间内，便以一种令人窒息的速度，侵蚀了每一个角落。
驿站的马夫，裹着那件早已被风雪冻得硬邦邦的棉袍，其袍角因长期的磨损而破烂不堪，如同腐朽的旗帜。
当马匹在泥泞与冰渣混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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