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伊利亚·伊里奇·罗金被厂长办公室那扇吱呀作响的橡木门推出走廊时，窗外正飘着今年第一场霜雪。雪花黏在生锈的消防梯上，像撒了一地的盐粒。
“精简编制，罗金同志。”厂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带着伏特加和陈年雪茄的余味，“您那台老掉牙的车床，连螺丝钉都拧不紧了——和您一样。”
伊利亚攥着那张薄如蝉翼的解雇通知，指节泛白。他想起今晨离家时，妻子娜塔莎把最后半块黑麦面包塞进他口袋，围裙下摆沾着昨夜汤锅溢出的油渍。“厂里……会有答复的，对吗？”她眼里的光比炉火熄灭得更快。
回家的电车像口移动的铁棺材，载满被生活榨干汁水的躯壳。售票员柳德米拉的假睫毛膏晕开了，她机械地撕下一张张车票，对伊利亚递上的旧卢布皱起鼻子：“同志，这版纸币上个月就作废了。”硬币落入钱箱的脆响，是这座城市对失意者唯一的回应。
推开“工人先锋”公寓楼那扇永远合不严的单元门时，伊利亚闻到了煤油与绝望混合的气息。二楼的瓦西里大叔正对着门缝咒骂：“楼道灯又灭了！上次交的维修费喂了狗吗？”三楼寡妇玛琳娜的收音机嘶啦嘶啦播放着肥皂剧，音量大得盖过她撕心裂肺的咳嗽。伊利亚数着台阶往上爬，楼梯拐角处，一滩暗红色液体正沿着墙缝蜿蜒而下——像条冻僵的蛇。
他家的门锁挂着，娜塔莎的蓝头巾静静躺在餐桌中央。桌上压着字条：“带小柳芭去列宁格勒投奔姐姐。冰箱里有卷心菜汤。”汤罐摸起来尚有余温，但伊利亚知道，有些东西一旦冷了，就再也热不回来。
夜半时分，伊利亚被剧烈的敲门声惊醒。门外站着街区民警谢尔盖，大衣肩头积着雪，帽檐下目光如冰锥：“罗金公民，邻居投诉您制造噪音。”伊利亚茫然回头，屋里只有挂钟单调的滴答声。谢尔盖的视线扫过空荡的衣柜、糊着报纸的裂缝墙壁，嘴角扯出讥诮弧度：“失业的人就该学会安静。明天上午十点，来居委会做个登记。”
门关上后，伊利亚发现门缝下塞着张传单，油墨未干：《如何用沉默战胜生活困境》——心灵疗愈讲座，主讲人：神秘主义者格奥尔基修士。背面印着褪色的十字架，像道结痂的伤疤。
“工人先锋”公寓楼是座垂直的蚁穴。伊利亚发现当人开始坠落时，连影子都会背叛他。次日清晨，他攥着解雇通知敲开瓦西里家的门，老人正用放大镜修补钟表零件，银白胡须随着呼吸颤动。
“精简？哈！”瓦西里头也不抬，“我造出的机床能打到柏林，现在他们用计算器算我的退休金——每月买不到半袋土豆。”他忽然将螺丝刀狠狠插进桌面，“说这些做什么？水壶在那边，自己倒茶。”
三楼玛琳娜的房门开了一条缝，药瓶碰撞声叮当作响。“伊留沙（注：伊利亚昵称），我懂。”她枯瘦的手抓住他手腕，皮肤薄如洋葱膜，“丈夫死在阿富汗时，政委说‘祖国铭记’，可殡仪馆连口像样的棺材都要加钱……”话音未落，隔壁婴儿啼哭骤起，玛琳娜猛地缩回手关门，仿佛痛苦是会传染的瘟疫。
最年轻的邻居是五楼的女教师奥尔加。她听完伊利亚的讲述，镜片后的眼睛亮得惊人：“您该去《真理之声》报社！”她塞给他一张皱纸条，上面抄着主编办公室的电话，“我的学生波琳娜，她父亲举报车间偷盗反被诬陷，跳伏尔加河前写了七封信……”奥尔加突然噤声，因为楼道灯毫无征兆地亮了——这是物业收费的暗号。她塞给伊利亚两个煮鸡蛋匆匆关门，蛋壳上还沾着稻草屑。
当伊利亚在居委会填完第十三张表格时，公务员柳波芙头也不抬地戳着印章：“补助金？等您列入贫困名单再说。”红印泥溅到伊利亚手背，像滴新鲜的血。他脱口而出：“我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柳波芙终于抬眼，睫毛膏晕染成两团乌云：“每天有三十个男人对我说这话。上周跳涅瓦河的费多尔，捞上来时口袋里揣着五张离婚判决书——您比他多张解雇通知，算幸运。”
寒风卷着雪粒抽打脸颊，伊利亚站在“金色麦穗”面包店外。橱窗映出他变形的倒影：塌陷的肩膀，裤脚磨出的毛边，像具行走的破麻袋。橱窗里新鲜出炉的圆面包泛着金光，店员隔着玻璃对他指指点点。他摸出最后几枚硬币买下半块麸皮面包，转身时撞上个披黑斗篷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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