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夏天来得又猛又急，北京西城区的老胡同里，知了刚叫头遍，日头就把柏油路晒得发软。“红玉食品”的临时作坊里更热，十个腌菜缸并排摆在院里，蒸腾的热气混着酱肉的卤香，把工人们的蓝布褂子浸得能拧出水。聂红玉手里捏着刚接到的电报，指节因为用力泛白——东北的经销商要订三万斤酱菜，交货期只有二十天。
“三万斤？” 沈廷洲刚把修好的切菜刀递过来，听见这话差点脱手，“咱们现在一天顶多做八百斤，就算连轴转，二十天也才一万六，差一半还多。” 他擦了擦额角的汗，“作坊就这么点地方，腌菜缸都摆到墙角了，再添人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聂红玉没说话，走到作坊门口望着街面。三个月前刚挂牌的“有限公司”牌匾被晒得发烫，可这巴掌大的作坊，早就配不上“公司”的名头了。上海的酱牛肉订单堆了半桌，天津的酱黄瓜催得紧，现在又来东北的大单子——手工生产的瓶颈，像块滚烫的石头，压得她喘不过气。“必须建加工厂，上设备，搞规模化生产。” 她转身对沈廷洲说，语气斩钉截铁，“再小打小闹，订单接不住，老客户也得跑。”
找厂房的事，聂红玉先找了赵科长。市轻工业局的办公室里，吊扇“嗡嗡”转着，赵科长翻着她带来的生产报表，手指在“日产量800斤”上敲了敲：“你这情况我早料到了。个体升级成企业，第一步就是突破产能。” 他从抽屉里翻出张泛黄的文件，“东城区有个老国营酱菜厂，十年前因为设备老化停了，现在归街道办管，空了快三年，你可以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聂红玉就带着沈廷洲和李伟赶去东城区。老厂房藏在胡同深处，红砖墙爬满了爬山虎，锈迹斑斑的铁门虚掩着，推开时“吱呀”一声，惊起一群麻雀。院子里长着半人高的杂草，几间厂房的玻璃碎了大半，阳光透过破洞洒在地上，照出厚厚的灰尘。“这地方……能行吗？” 李伟踢了踢脚下的碎砖，“修起来得花不少钱吧？”
聂红玉却眼睛亮了。她曾在酒店负责过后厨扩建，一眼就看出这厂房的优势——主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比砖木作坊结实；车间宽敞，足够摆下十条生产线；后院还有个小仓库，能存原料和成品；最重要的是，离火车站近，送货方便。“沈廷洲，你看这梁，够粗，能挂起重型设备；地面是水泥的，好清理，符合食品生产要求。” 她蹲下来摸了摸地面，“修是要花钱，但值。”
和街道办谈租约时，却碰了壁。穿灰衬衫的张主任摇着头：“这厂房虽然空着，但租金不能少，一个月两百块，押三付一。” 聂红玉皱起眉——她现在手里的钱，大部分要留着买设备，两百块租金加上装修费，压力太大。“张主任，” 她拿出“省着名商标”证书和就业登记册，“我这公司现在有二十多个工人，要是租下这厂房，还能再招十个待业青年。您看能不能给个优惠，比如前三个月免租，让我们先装修？”
这话戳中了街道办的痛点——1982年的待业青年问题是重点工作。张主任翻着就业登记册，看到上面有五个黄土坡来的乡亲，还有三个北京本地的待业青年，态度软了下来：“这样吧，租金一个月一百五，前两个月免租，但是你得保证，新招的工人里，本地待业青年不少于五个。” 聂红玉立刻答应：“没问题，我明天就把合同带来。”
签完合同的那天，聂红玉把工人们都召集到老厂房。杂草被割掉，碎砖被清理，二十多号人站在空荡荡的车间里，眼里满是期待。“从今天起，这就是咱们的新厂。” 聂红玉指着车间的墙壁，“这里要隔出生产区、包装区、消毒区；那边建个新的质检部，比以前的小办公室大十倍；后院的仓库，要装上新的通风设备，保证原料不发霉。”
柳氏提着一筐馒头和绿豆汤过来，分给每个人：“大家别累着，先垫垫肚子。” 她看着宽敞的车间，想起在黄土坡的土坯房，眼眶红了：“当年谁能想到，咱们能有这么大的厂子？红玉，娘支持你，家里的事你别操心，我天天来给你们做饭。” 工人们都笑起来，张婶咬了口馒头：“红玉姐指哪我们打哪，就算通宵干活，也把厂子建起来！”
装修的日子，所有人都动了起来。沈廷洲带着几个年轻工人修门窗，他退伍前学过木工，用旧木板做了新的窗框，还在车间装了百叶窗，通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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