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白驹过隙，在孩子们的啼哭与欢笑中悄然流逝。洪武十一年七月燕王府嫡长子朱高炽的诞生，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更稳固的基石与无尽的欢愉。小家伙长得白白胖胖，性情温和安静，颇得父母疼爱。长女玉英已开始蹒跚学步，咿呀学语，环绕膝下，更添天伦之乐。
家庭的温馨似乎也滋养着子嗣的绵延。洪武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徐仪华再次经历分娩之痛，为朱棣诞下了第三个孩子。这一次，又是一个女儿。朱棣看着怀中虽初生却眉目清秀的小女儿，心中满是怜爱，为她取名“月贵”，寓意如月亮般珍贵皎洁。
至此，燕王府内已有二女一子，人丁渐旺。徐仪华虽因连续生产身体需要调养，但看着三个健康的孩子，心中充满了作为母亲的满足感。朱棣更是意气风发，于公，他在凤阳讲武修文，历练政事；于私，他家庭美满，妻贤子孝，仿佛一切都在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这份王府内的宁静与温馨，却被来自应天的一场惊天风暴骤然打破。
洪武十二年底至十三年初，大明朝廷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地震。这场地震的源头，直指当朝宰相，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
胡惟庸早年追随朱元璋，能力出众，深受信任，于洪武六年升至左丞相，位极人臣。其权势最盛时，生杀黜陟，有时甚至不奏报皇帝便自行决断。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他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甚至与部分手握军权的功臣侯爵往来密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这一切，自然无法逃脱朱元璋的耳目。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日益尖锐。更令朱元璋警觉的是，他早已从多位重臣处听闻对胡惟庸的警示，其中就包括魏国公徐达。徐达素来厌恶胡惟庸的奸险狡诈，曾多次在面圣时直言不讳地提醒朱元璋需提防此人。胡惟庸得知后，对徐达怀恨在心，竟曾试图收买徐达府中的火者（阉人仆役）福寿，意图谋害徐达。幸而福寿忠心，立即将此事禀告徐达，阴谋未能得逞。此事虽未公开，但朱元璋必然知晓，更深知胡惟庸手段之狠毒、势力之盘根错节。
导火索据传是胡惟庸之子纵马闹市，坠车身亡，胡惟庸擅杀车夫，引发朱元璋震怒。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朱元璋对权臣擅权、威胁朱家江山的高度警惕与绝对不能容忍。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使者来朝进贡，胡惟庸未及时引见奏报，宦官见到贡使后上报皇帝。朱元璋厉声追究中书省责任，胡惟庸及右丞相汪广洋叩头谢罪，将责任推诿于礼部，礼部又推回中书省。朱元璋更为震怒，下令严查，先将汪广洋赐死。随着调查深入，胡惟庸的诸多不法事，如毒死刘基、勾结倭寇、意图谋反等罪名逐渐被揭露出来。
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以“谋不轨”、“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迅速下令诛杀胡惟庸及其主要党羽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这并非终点，而是开始。此案牵连之广，震动朝野，标志着朱元璋对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以及潜在功臣集团势力的彻底清算。
尽管风暴中心在应天，但余波依旧不可避免地传到了凤阳。诸王虽未直接参与朝政，但此等关乎国本、震动天下的大事，他们必然密切关注。而对于燕王府而言，胡惟庸案更带有一层切身的意味——它关联着王妃徐仪华的娘家，关联着她的父亲徐达。
这一日晚膳后，孩子们已被乳母带去安睡。朱棣与徐仪华在内室对坐，烛火摇曳，映照着两人略显凝重的面容。窗外寒风呼啸，更添几分肃杀之意。
“应天的消息，仪华你也听说了吧？”朱棣放下手中的茶盏，打破了沉默，声音低沉。
徐仪华点了点头，眉宇间除了忧虑，更有一丝难以平复的后怕与愤慨：“嗯，胡惟庸……其罪当诛！父亲此前就多次向父皇直言其奸险，没想到此人竟歹毒至此，收买府中火者意图谋害父亲！若非福寿忠心，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父亲曾离危险如此之近，她握着茶杯的手指微微收紧。这种切身的威胁，让她对胡惟庸的覆灭少了些旁观者的唏嘘，多了几分对朝廷肃奸行动的认同。
朱棣握住她的手，他能感受到她平静语调下的波澜。他沉声道：“岳父大人忠直敢言，洞察奸邪，令人敬佩。胡惟庸此举，已是狗急跳墙，丧心病狂。他仗着父皇早年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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