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声的余韵还在会场低回，像潮水退去后沙滩上的温热。
但杨帆很清楚，这掌声，更多是给予一种?态度?和?可能性?的认可。
距离真正的、落地的?信任?，还有一道鸿沟需要跨越。
那道鸿沟，叫可行性。
理想再璀璨，蓝图再壮丽，倘若无法找到安全、稳健、可操作的落地路径，或在实践中被证明弊大于利、隐患丛生。
那么，在务实的治国理政者眼中，它便只能是一幅悬于墙上的风景画，甚至是一个需要警惕、随时可能破灭的美丽泡沫。
政策的基石，从来是现实而非空想。
政研室的同志，显然就是被委派来丈量这道鸿沟具体宽度与深度的人。
王司长点了点头，对着话筒：“请政研室的李新伟同志提问。”
李新伟应声站了起来。
但他没有走向侧方的发言席，只是就那样站在原地，一手扶着桌沿。
“杨帆同志，”他的声音平和，带着学者的考究，“首先，我个人对你刚才一系列发言中所展现出的战略视野、产业情怀以及主动寻求规范的责任感，表示欣赏。”
先给予明确的肯定。
这是顶级智囊话语体系中常见的、富有技巧的开场。
既为接下来可能极为尖锐的质询铺设一层必要的缓冲，也表明：
他的立场是基于事实与逻辑的“求真”与“探路”，而非简单的“找茬”或“否定”。
“你提出的关于数字经济时代新型治理模式、区域均衡发展的新路径、以及数据安全与监管协同的一系列构想，确实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前瞻性。”
李新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这也正是我们政研室近期重点跟踪和深入研究的领域之一。因此，我想就其中几个具体的、操作层面的关键问题，向你请教，或者说，我们共同探讨一下。”
他用的是请教与探讨，语气谦和。
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明白，这温和措辞的背后，是实质性、高难度问询的开始。
是手术刀即将划开皮肉，检验内部器官是否健康的信号。
“第一个问题，聚焦于你提到的『监管接口』与『数据安全港』设想。”
李新伟没有寒暄，直接切入要害，“你承诺开放必要的监管接口，让合规的监管力量能够进行有效监测。对此，我有三个需要清晰界定的问题。”
“第一，?技术层面如何实现？? 这个接口，是单向的数据报送接口，还是双向的、允许监管方在特定授权下进行主动查询甚至风险干预的穿透式接口？”
“如果是后者，如何从技术上保证，这种穿透不会误伤正常商业数据、不会泄露用户隐私和商家核心商业秘密？加密和授权机制的颗粒度，你认为应该细化到什么程度？”
“第二，?法律与权责层面?。平台作为企业，向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机关开放数据接口，这涉及到公民隐私权、企业经营自主权与公权力之间的边界。现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业银行法》等对信息保护有原则性规定，但针对平台型企业的数据调取，缺乏细则。”
“如果因为开放接口导致纠纷甚至损失，责任如何界定？是平台，是监管方，还是需要一部新的、更具体的数字经济监管法来厘清？”
“第三，?也是最核心的，信任与可持续性?。这个接口本身，可以看作是国家对你，以及未来所有类似平台的信任接入点。你如何确保，这个接口的管理权和使用权，在未来不会因为资本意志的变更、商业策略的调整，或者你本人离开公司，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换句话说，?你设想的这种政企协作监管模式，其制度性保障是什么？? 是依赖你个人的承诺，还是可以内化为公司的治理章程，乃至未来行业的准入标准？”
从具体的技术实现路径，到复杂的法律冲突与空白，再到最根本的、关于权力与信任如何通过制度而非个人得以持续锁定的追问！
这已远远超出了一个企业家的思考范畴，直接触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新兴经济形态如何?制度化耦合?的深水区！
张明问的是“风险”，李新伟问的是“?如何在不扼杀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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