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一院的老住院部三楼，是全院护士最不愿轮值的地方。这栋建国初期建的红砖楼，墙皮斑驳得像老人脸上的皱纹，走廊里永远飘着一股消毒水和霉变混合的怪味，即使盛夏也凉得刺骨。林晓第一次值三楼夜班时，护士长特意把她拉到一边，压低声音嘱咐：“凌晨两点到四点别查307房，听到任何声音都别开门；如果看到穿蓝布衫的老太太扶着墙走，别跟她说话，更别给她指路。”
林晓刚毕业三个月，仗着年轻气盛没当回事，只当是老员工吓唬新人的把戏。她换好护士服，推着治疗车走进三楼走廊，声控灯随着脚步声忽明忽暗，投在墙上的影子扭曲成各种怪异的形状。走廊尽头的时钟滴答作响，指针刚过十一点，整层楼就只剩下她和几个重症病人的呼吸声。
第一个诡异的迹象出现在十二点刚过。林晓正在护士站核对医嘱，忽然听到治疗车的轮子滚动声从走廊东侧传来。她抬头望去，空荡荡的走廊里，下午她用过的治疗车正自己朝着307房的方向移动，车轮碾过地板缝隙，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林晓的心猛地一沉，想起护士长的话，攥着病历本的手指关节泛白。她壮着胆子喊了一声：“谁在那儿？”
治疗车应声停下，斜斜地停在305房门口。林晓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发现车斗里的血压计正自己跳动着，水银柱忽高忽低，像是在测量不存在的脉搏。她慌忙把治疗车推回护士站，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这时才注意到护士站的窗户上，不知何时多了一道淡淡的手印，五指清晰，指缝里还沾着些许暗红色的泥渍。
凌晨一点半，护士站的电话突然响起，尖锐的铃声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刺耳。林晓颤抖着接起电话，听筒里没有人声，只有一阵微弱的、像是布料摩擦的“沙沙”声，夹杂着若有若无的叹息。她正要挂电话，忽然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清晰的脚步声，一步步逼近，仿佛打电话的人就在电话线另一头的天花板上。
“喂？请问是哪个病房？”林晓强装镇定地问。
脚步声停了，紧接着是一个苍老的女声，沙哑得像是砂纸磨过木头：“307房，我疼……要换药。”
林晓的头皮瞬间炸开。她清楚地记得，307房三天前刚空出来，上一个病人是位患肺癌晚期的老太太，上周在病房里咽了气，死的时候正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她颤抖着翻看病历本，307房的登记页上，“出院日期”一栏用红笔写着“死亡”，旁边还画着一个小小的十字。
电话那头的叹息声越来越近，带着一股浓重的中药味，仿佛要从听筒里溢出来。林晓猛地挂了电话，双手撑在桌子上大口喘气，抬头却看见护士站的玻璃门外，站着一个佝偻的身影。正是那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她的脸贴在玻璃上，五官被挤压得扭曲变形，浑浊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林晓，嘴角还挂着一丝暗红色的液体。
“小姑娘，给我换下药吧，伤口疼得厉害。”老太太的声音隔着玻璃传进来，带着黏腻的水汽。
林晓吓得说不出话，只能死死地攥着门把手，看着老太太慢慢抬起手，露出手腕上一道狰狞的伤口——那是上周抢救时，护士为了扎针划开的，深可见骨。老太太的手指在玻璃上慢慢滑动，留下一道水痕，水痕里竟然掺着细小的血珠。
就在这时，走廊尽头的声控灯突然全灭了，只有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发出微弱的光，把老太太的影子拉得老长。林晓听到身后传来治疗车滚动的声音，回头一看，治疗车正自己打开抽屉，里面的纱布和碘伏瓶一个个跳出来，整齐地摆放在桌面上。她猛地想起护士长的话，闭紧眼睛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耳朵，嘴里不停念叨着“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不知过了多久，她感觉身上的寒意渐渐退去，耳边的脚步声和叹息声也消失了。她慢慢睁开眼睛，护士站的玻璃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手印，治疗车也好好地停在角落，抽屉紧闭。她看了一眼时钟，正好凌晨四点，窗外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第二天交班时，林晓惊魂未定地把昨晚的事告诉护士长。护士长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褪色的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递给她。那是二十年前的护士值班记录，字迹已经模糊，上面写着：“1998年7月12日，夜班护士张桂兰，在307房为患者换药时突发心梗去世，患者为肺癌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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