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的摩天大楼披上了圣诞灯饰，璀璨如星河。苏晚站在会展中心七楼的落地窗前，看着对岸九龙灯火辉煌的轮廓。玻璃窗上倒映出她穿着深蓝色套装的影子——今晚她要在“亚洲文化遗产论坛”上做主旨演讲。
“紧张吗？”陆景行走过来，递给她一杯水。
“有一点。”苏晚接过水杯，“这是我第一次在国际商业论坛上演讲，听众里可能一半是学者，一半是收藏家、拍卖行代表、艺术品商人。”
“那就讲你想讲的。”陆景行说，“费明理的故事本身就有力量。而且，面对这样的多元听众，也许更有意义——让不同的群体听到同样的故事，也许能促成意想不到的对话。”
演讲厅能容纳五百人，此时已经坐了大半。前排是论坛主办方、特邀嘉宾和媒体，中间是各国学者和文化机构代表，后排则是艺术市场人士。苏晚在后台准备时，从幕布缝隙里看见了张艾米丽——她坐在第三排正中，穿着香槟色礼服，正和旁边一位白发老者交谈。
七点整，论坛主席介绍苏晚：“……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也是费明理·理查兹的后人。这种双重身份，让她对历史的研究既有学术的严谨，也有个人的温度。让我们欢迎苏晚女士。”
掌声中，苏晚走上讲台。聚光灯有些刺眼，她调整了一下话筒，深吸一口气。
“晚上好。感谢论坛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分享一个跨越百年、跨越大陆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我的曾曾祖父费明理·理查兹，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学者。但今天我要讲的，不只关于他，更关于我们如何对待历史留下的复杂遗产……”
她按照精心准备的逻辑展开：首先展示费明理一生的轨迹图——从伦敦到云南，途经印度、缅甸、马来亚、越南；然后分享新发现的史料，特别是槟城素描和巴罗达信件，说明费明理如何从早期的文物收集者，转变为文化记录者和保护理念倡导者。
“在这个过程中，费明理面临着一个核心困境：作为西方人，他享受着殖民体系提供的便利，但他内心又对这种不平等感到不安。他的解决方式不是彻底否定自己的位置，而是在这个位置上做力所能及的改变——学习当地语言，尊重当地文化，完整记录信息，后来甚至推动系统性保护。”
屏幕上投射出费明理素描的高清图片：槟城的多元街景，寺庙的细节，还有那些充满洞察力的注释。
“这些记录的价值，在一百年后更加清晰。因为很多费明理笔下的建筑、习俗、手工艺，今天已经消失或改变。他的素描和文字，成为我们理解那段历史的珍贵窗口。这提示我们：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保护物品，更是保护记忆——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记忆。”
这时，苏晚引入核心论点：“但记忆不是单一的。费明理的故事提醒我们，历史记忆往往是多声部的：有殖民者的声音，也有被殖民者的声音；有带走文物者的记录，也有失去文物者的感受。真正的文化遗产对话，需要倾听所有这些声音。”
她展示了阿旺家族后人的照片，小卓玛和怀瑾的合影，埃文和萨拉在伦敦的家庭聚会照片。“今天，费明理的中英后代、阿旺的藏族后人、以及许多相关者，正在一起重新讲述这个故事。这不是为了美化历史，而是为了在承认历史复杂性的基础上，寻找和解与理解的可能。”
演讲的最后部分，苏晚转向当代启示：“费明理的故事对今天有什么意义？我想至少有三点：第一，它提醒我们，跨文化交流从来不是简单的‘好’或‘坏’，而是充满张力和可能性的过程；第二，它展示了个人在历史结构中的能动性——即使在限制中，我们也可以选择更道德、更尊重的互动方式；第三，它强调了记录和记忆的重要性：我们今天对待文化遗产的方式，也将成为后人的历史。”
她停顿了一下，看着台下的面孔：“在这个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面临新挑战：商业利益与保护责任的冲突，民族主义情绪与开放对话的张力，技术发展与传统延续的矛盾。面对这些挑战，也许我们可以从费明理的经历中获得启示：保持谦卑，坚持对话，尊重差异，留下诚实的记录。”
“因为最终，文化遗产的意义不在于占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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