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拿起早已准备好的棉纱筒,按培训的步骤,穿过导纱钩,绕过加捻轮,引到空纱管上,打结,拉紧。动作比在练习室时慢了些,手也有些抖,但没出错。然后,她扳动进料杆,棉纱开始被吸入,机器正式工作起来。
接下来就是重复。
棉絮在空气中飞舞,有些沾在口罩上,有些落在头发上、肩头。机器轰鸣着,震动着,热量从气缸和锅炉的方向一阵阵扑来,哪怕是在寒冬,不多时额角也沁出了细汗。
噪音太大了。
她想集中,但那声音无孔不入,像钝锤一下下敲在耳膜上,敲得脑仁嗡嗡作响。
不知过了多久,尖锐的汽笛声响起,那是午休的信号。
机器一台台停下,轰鸣声逐渐减弱,但耳中那嗡嗡的余响还在。
女工们像脱力般站起来,揉着僵硬的脖子和腰,摘下口罩,露出被勒出红痕、沾满尘灰的脸。许多人开始咳嗽,清着喉咙里吸进去的棉絮和灰尘。
食堂在另一栋平房。
走过去的路上,冬日的冷风一吹,苗翠花才发觉里衣已经被汗微微濡湿,贴在背上冰凉。
食堂里人声嘈杂,比厂房里那种机械轰鸣多了生气,但也闹哄哄的。打了饭,依旧是糙米饭、炖菜,今天菜里多了几块猪油渣。
女工们围坐在一起,话匣子打开了。
“我的天,吵得我头都要裂了……”
说话的是同组的李三娘,揉着太阳穴,“一下午耳朵里都是嗡嗡的。”
“何止吵,那灰!你看我这脖子。”旁边的赵姑娘扯开衣领,露出一截皮肤,上面蒙着一层灰黑色,“洗都洗不干净!”
“呼吸也不得劲,口罩憋气,摘了又吃灰。”
一个年纪稍大的妇人叹气,“我这老嗓子,咳了半天了。”
“而且一站就是几个时辰,腿都木了,比在地里干活还板人。”
抱怨声此起彼伏。
苗翠花埋头吃饭,不说话。
累吗?吵吗?脏吗?当然。
可当她停下机器,看着竹筐里那些均匀饱满的纱管时,心里有种奇异的踏实。那是她做出来的东西,用这轰鸣的铁家伙,用她学会的手艺。而且,这里管饱,有工钱,没人打骂。
这感觉,和在周府洗衣扫地不一样。那里做再好,主子也只觉得是本分;这里,做得好不好,纱管和机器会告诉她。
接下来几天,像被拉长的、灰蒙蒙的胶片。每日重复着同样的轨迹:在震耳欲聋的轰鸣中醒来,上工,与机器共舞,午休时听着抱怨,下工后疲惫地洗漱,在机油和棉絮的淡淡气味中入睡。
开始有人坚持不住了。
第二天,同屋的张秀云下工后没去食堂,直接收拾了包袱。
“受不了了,”她脸色苍白,眼下乌青,“再干下去,我耳朵要聋了,肺也要坏了。钱再多,也得有命花。”
她走了。
第三天,两个年轻姑娘在工位上被弥漫的烟尘呛得不停咳嗽,眼泪直流,最终被允许提前离开,再也没回来。
第四天,又走了三个。
留下的人,脸上也或多或少带着倦色和不适,但眼神里多了点别的东西,或许是麻木,或许是认命,或许是一点点像苗翠花那样,从掌控机器的熟练中滋生出的、微弱的笃定。
苗翠花越来越熟悉她的机器。
第七天下午,下工的汽笛响过后,女工们没有立刻散去。工头站到了厂房中间的一个矮木台上,手里拿着一卷纸。
嘈杂声渐渐平息,所有人都望着他,屏住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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