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街头，一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一栋西式洋楼前，车窗缓缓摇下，一双锐利的眼睛正注视着楼内晃动的身影。这看似平静的1931年春夜，一场改变国共谍战格局的风暴正在酝酿。
1931年4月25日深夜，南京中央饭店隔壁的“正元实业社”小楼里，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正眉头紧锁。他就是钱壮飞——国民党特务机关首脑徐恩曾的机要秘书，真实身份却是中共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龙潭三杰”之一。
今夜不同寻常，六封标注“徐恩曾亲译”的加急密电接连从武汉抵达。
钱壮飞利用秘密复制的密码本破译电文，震惊地发现：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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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致命叛徒：顾顺章叛变的惊天内幕
顾顺章，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是中共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情报保卫专门机构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他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任职，曾加入青帮，后赴德国留学，返国后在上海组织工人运动。
1926年，顾顺章被派往苏联学习间谍技术，返回上海后担任工人纠察队长，指挥中共情报部门中的“红队”，专门负责清除叛变的中共成员。
1931年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等人前往鄂豫皖苏区后，滞留武汉。生性散漫的他不顾秘密工作纪律，公然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认出被捕。
被捕后，顾顺章当即叛变，但他老奸巨猾，为抬高身价，声称“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要求面见蒋介石，并保证三天内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
他特别叮嘱：“千万不要向南京发电报”。
但武汉的国民党特务机构不愿让功劳旁落，连夜向南京徐恩曾的特务机构发了六封加密电报，这才有了钱壮飞截获密电的一幕。
顾顺章的叛变之所以致命，是因为他身为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不仅熟悉所有中共领导人的伪装身份、秘密住址，还知晓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安插的几乎所有重要情报员。
02 虎穴英杰：龙潭三杰的关键救援
千钧一发之际，钱壮飞面临生死抉择。他深知若不当机立断，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将在劫难逃。
钱壮飞连夜派女婿刘杞夫乘最后一班火车赶往上海报警。为确保万无一失，天刚亮，他本人也乘车直奔上海。
离开前，钱壮飞做了两件事：一是安排一同潜伏的同志撤离；二是给徐恩曾留下一张字条：“政见不同，勿为难子女，否则定将秽行披露报端”。
他深知徐恩曾的软肋——这位特务头子有不少见不得光的“秽行”，若被公开，必将引起蒋介石震怒。
上海方面，接到警报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克农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果断采取行动，召集中央负责人紧急转移，并切断所有顾顺章知道的联络点。
三天后，当国民党大批军警特务按照顾顺章指引扑向上海中共中央各个秘密据点时，全都扑了空。
周恩来后来感慨道：“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
03 红队锄奸：白色恐怖下的秘密战斗
顾顺章叛变并非个案。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少数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相继叛变，对党组织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在此形势下，中央特科专门成立了行动科“红队”，担负起镇压特务、叛徒、内奸的任务。
据民国时期上海市警察局档案记载，仅1927年至1931年间，在公共租界，中央特科“红队”就至少消灭了40名特务或叛徒。
其中，处决叛徒白鑫的战斗尤为曲折动人。
1929年，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因对革命前途悲观，暗中通过其胞弟——国民党军政部高官白云深牵线，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范争波叛变。
8月24日，白鑫设计在自家召开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当彭湃、杨殷等负责人到场后，白鑫却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五辆国民党特务的钢甲囚车。
结果，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杨殷等五人被捕，随后彭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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