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我站在法庭外，整理着西装领带。
这套衣服是小姨买的，藏青色，略微宽松以遮掩我左腿仍有些僵硬的步伐。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陌生——头发剪短了，脸上的伤疤淡成浅粉色，眼睛里有种我不熟悉的东西，既不是曾经的迷茫恐惧，也不是枪战时的决绝狠厉，而是一种……平静的疲惫。
“紧张吗？”小姨问。她今天穿着米色套装，化了淡妆，头发在脑后挽成整齐的发髻。三个月的证人保护生活让她胖了一点，眼神不再躲闪。
“有一点。”我老实承认。
沈曼从大厅走来，一身检察官制服笔挺：“时间到了。”
我们跟随她走进法院大楼。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脚步声在挑高的空间里回荡。走廊两侧挂着历代法律先贤的画像，他们的眼睛似乎在注视着每一个经过的人。
第三刑事审判庭。红木大门沉重庄严。
推门进去的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
旁听席坐满了人。前排是媒体记者，中间是相关部门代表，后排是普通市民——经过严格审查获得旁听资格的人。我看到几张熟悉的面孔：老猫坐在角落里，对我微微点头；几个曾经在会所案中合作过的警察；还有几位我见过但叫不出名字的证人。
被告席上，吴振国、李国华、王亚玲，以及另外十几个主要涉案人员并排坐着。他们穿着统一的囚服，戴着手铐。吴振国的头发全白了，背有些佝偻，但眼神依然锐利，扫过我时像刀锋刮过。李国华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铐，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个金属制品。
公诉人席，沈曼和另外两位检察官已经就位。辩护律师团坐在对面，有七八个人，表情严肃。
法官入席。全场起立。
“南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审理被告人吴振国、李国华等二十八人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洗钱罪一案。”
法槌落下。
声音在肃静的法庭里格外清脆。
接下来的三天，我坐在证人席上，讲述了我知道的一切。
从父母的车祸开始，到小姨的失踪，到会所的地下室，到那场枪战。检察官出示证据时，大屏幕上出现了那些熟悉的画面——账本的照片，转账记录，会议录音的文字整理，甚至有一段模糊的监控视频，是李国华在会所地下室的某个房间，亲手将一箱现金交给一个毒品中间人。
我说得很慢，尽量客观，只陈述事实。但有些时刻，声音还是会发抖。
当我说到在地下室发现那些女孩时，旁听席传来压抑的啜泣声。
当我说到张锋中弹后依然举枪掩护我们时，我看到陪审团里有几位女士在擦眼泪。
当我说到最后一个弹匣打空，我们准备近身肉搏时，法官示意我喝点水，稍作休息。
辩护律师的交叉质询很尖锐。他们试图质疑我的动机，质疑证词的可信度，质疑每一个细节。
“林枫先生，你说你亲眼看到李国华杀人，但当时地下室光线昏暗，你怎么确定就是他？”
“我认得他的声音。而且后来沈曼检察官在调查中，在那把凶器上检测到了他的指纹。”
“你说吴振国是这一切的主谋，但根据现有证据，他和你父母的死没有直接关联。”
“他不需要亲自动手。他只需要点头，或者沉默。李国华是他的白手套，王亚玲是他的钱袋子。他们是一个系统，而我父母，还有那些女孩，还有张锋的搭档老赵，都是这个系统为了维持运转而必须清除的‘故障’。”
律师还想再问，法官制止了：“证人已回答了问题。”
第三天下午，最后一个证人被传唤。
张锋坐着轮椅被推进法庭。
他的脸色依然苍白，左手还不太灵活，右腿需要至少半年康复训练。但他穿着熨烫平整的衬衫，头发梳理整齐，背挺得笔直。
他宣完誓，目光扫过被告席。
李国华终于抬起头，与他对视。那眼神很复杂——有恨意，有不甘，或许还有一丝极难察觉的愧疚。
“张锋警官，请陈述你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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