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二十七年的春闱刚过，洛阳城东的礼部贡院外，挤满了翘首以盼的举子。张榜那日，一个叫徐庶的寒门学子挤在人群中，踮着脚，从密密麻麻的名字里寻找自己的名字。
“中了！我中了！”旁边一个胖书生突然欢呼起来，手舞足蹈，“二甲第七十八名！”
徐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继续往下看，二甲没有，三甲也没有……直到最后一列，终于在“同进士出身”的最后几个名字里，看到了“徐庶”二字。
他长舒一口气，随即又有些怅然。同进士出身，意味着只能外放做个县令，想留在京城中枢，难如登天。
不远处，几个锦衣华服的公子哥正谈笑风生。
“王兄，恭喜恭喜！乙甲第三名，探花郎啊！”
“李兄也不差，二甲三十六名，留馆翰林指日可待。”
那个被称为王兄的青年矜持一笑：“侥幸罢了。家父前日还说，今科策论题出得刁钻，什么‘论海运利弊’，我等读书人，哪里懂得那些商贾之事？好在经义功底扎实，勉强应付过去了。”
徐庶听到这话，心中五味杂陈。他出身寒微，父亲是个小吏，从小见惯了民生疾苦。这次策论，他写的是亲眼所见的漕运弊端，洋洋洒洒三千言，自认为切中时弊。可如今只得了同进士，而那些高谈阔论却无实际见解的世家子弟，反而名列前茅。
“这科举，考的是家世还是才学？”徐庶喃喃自语，转身黯然离开。
他不知道的是，此刻太极殿内，一场关于科举改革的争论，正进行到白热化。
泰安帝端坐龙椅，面前摊着今科进士的试卷。他拿起一份，又放下，眉头紧锁。
“诸卿，”泰安帝缓缓开口，“今科取士三百人，朕一一看了他们的策论。你们猜，有多少人真正懂得‘海运利弊’？”
殿下众臣面面相觑。礼部尚书硬着头皮出列：“陛下，举子们多在书斋苦读，对实务生疏也是情有可原……”
“情有可原？”泰安帝打断他，“我仲朝开科取士，为的是选拔治国之才。若连海运这样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不懂，将来如何为官？难道让他们到任后，再从头学起吗？”
暖阁里一片寂静。太子袁睿侍立一旁，若有所思。
泰安帝拿起徐庶的试卷：“你们看看这篇。写漕运之弊，条分缕析；提改良之策，切合实际。可这样的人，只得了同进士出身。”他又拿起那份探花卷，“而这篇文章，辞藻华丽，引经据典，却通篇空谈，无一实策。反而高中探花。诸卿说说，这是何道理？”
中书令张承沉吟片刻：“陛下，科举取士，历来重经义、重诗文。策论虽也有，但权重不高。今科举子们重前者轻后者，也是意料之中。”
“所以朕要改。”泰安帝斩钉截铁，“从明年开始，科举三场：第一场经义，第二场诗文，第三场策论。录取时，策论权重占四成，经义三成，诗文三成。”
此言一出，满朝哗然。
“陛下三思啊！”一位老臣颤巍巍出列，“自古取士，首重德行，次重学问。经义考的是圣贤之道，诗文显的是才情禀赋。策论……策论不过是权宜之计，岂能与经义相提并论？”
“是啊陛下，”另一位大臣附和，“若重策论，恐使士子趋利忘义，专攻实务而荒废经典。长此以往，圣人之道谁人传承？”
反对声如潮水般涌来。泰安帝静静听着，等众人说完，才缓缓道：“诸位爱卿，朕问你们——当年世祖武皇帝打天下时，靠的是熟读经书，还是通晓实务？”
众人语塞。
“再问你们，”泰安帝继续，“仁宗景皇帝治天下时，是用只会吟诗作赋的文人，还是用懂农事、通水利、明律法的实干之才？”
殿内鸦雀无声。
泰安帝站起身，走到御阶前：“圣人之道自然要传承，但若只会空谈道理，于国何益？朕要的，是既明道义，又能做实事的官员。策论考的就是这个——给你一个实际问题，看你能不能想出解决之法。这比背诵经书，更能看出一个人的真才实学。”
太子袁睿适时出列：“父皇，儿臣以为，改革可循序渐进。不妨先在明年秋闱中试行，将策论权重提到三成，观其效果，再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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