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二十四年的洛阳，已是初夏时节。太学明伦堂内，一场持续了整整三日的辩论刚刚告一段落。六十三岁的太常博士刘熙摘下冠帽，擦了擦额头的细汗，目光扫过堂内满满当当的书架，忽然长叹一声。
“诸位同僚，”他声音有些沙哑，“自前日至今，我等为《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一句的训诂，已争论了三十六个时辰。各家引经据典，各有依据，却仍莫衷一是。若后世学者再遇此问，又当如何？”
堂内鸦雀无声。三十多位当世大儒面面相觑，有人面露疲惫，有人仍显不甘。
“刘公之意是……”年轻的经学博士郑玄后人郑默试探问道。
刘熙缓缓起身，走到窗前。窗外，太学庭院中古柏参天，学子们抱着书卷匆匆而过。“老夫在想，自秦始皇焚书，至汉武求遗书于天下，典籍散佚，错讹层出。虽经前汉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本朝世祖、仁宗亦曾广搜图书，然百年以降，新着迭出，旧籍翻刻，舛误愈多。”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今日一堂之辩，尚不能定一言之义。若天下万卷皆如此，后人读书，岂不如盲人摸象，各执一词？”
这番话如石投水，激起层层涟漪。在座的学者们陷入沉思。他们都是当今学术泰斗，自然明白刘熙所指——经典传承中的混乱与分歧，已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三日后，一份由刘熙领衔、太学三十七位博士联名上奏的奏疏，摆在了泰安帝的御案上。
“……臣等伏请陛下，效前汉故事，广征天下图书，集贤校理，编纂大典。上自三皇五帝，下至本朝着述，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医卜农工，莫不收录。校雠文字，厘定篇章，使天下学者有所凭依，后世子孙得窥全豹……”
泰安帝仔细读完奏疏，久久不语。暖阁里静得能听到铜漏滴水的声响。侍立一旁的太子袁睿见状，轻声问道：“父皇可是在思虑此事？”
“睿儿，你看看这份奏书。”泰安帝将奏书递过去，“说说你的看法。”
袁睿认真阅读，越看越是动容：“父皇，此议大善！若能成书，功在千秋。只是……工程浩大，恐非数年可成。”
“何止数年。”泰安帝站起身，踱到墙边悬挂的天下舆图前，“自世祖立国至今，已近百年。百年积累，典籍如山。若要尽收天下图书，校勘编纂，没有二十年之功，恐难完成。”
他转身看向儿子，眼中却闪烁着光芒：“但正因为难，才值得做。睿儿，你知道朕登基以来，最欣慰的是什么吗？”
袁睿略一思索：“四海安宁，百姓富足？”
“那只是其一。”泰安帝摇头，“朕最欣慰的，是天下读书人越来越多。太学生员已过三千，州县学堂遍及郡县，便是乡野之间，亦有蒙童诵读之声。但读书人多，书却未必够，未必好。错漏典籍，误人子弟啊。”
“父皇的意思是……”
“准！”泰安帝斩钉截铁，“不但要准，还要大办。朕要编纂的，不是一般的类书，而是包罗万象、空前绝后的大典。书名就叫——”他略一沉吟，“《泰安大典》。”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
次日朝会，泰安帝当庭宣布编纂《泰安大典》的旨意。出乎意料的是，反对之声竟比预想的多。
户部尚书陈泰首先出列：“陛下，编纂如此大典，所需人力物力难以计数。抄书匠、校书官、纸墨笔砚、馆舍饮食……初步估算，年费至少百万贯。如今北疆设防，南洋拓航，关中治旱，处处用钱，国库恐难支撑。”
工部尚书紧随其后：“臣闻奏，若要收尽天下图书，需建专门馆阁收藏。洛阳虽大，但太学、兰台、东观等处已藏书盈室，再建新馆，地皮难寻。”
更有保守的官员直言：“陛下，文章小道，治国大端。与其耗费巨资修书，不如用于民生实务。”
泰安帝静静听着，待众人说完，才缓缓开口：“诸卿所言，皆有道理。但朕问你们——若无《诗》《书》，何以明教化？若无《春秋》，何以知兴替？若无《周礼》，何以定制度？书籍，看似无用，实乃立国之本。”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群臣：“至于耗费，朕已想好了。不从国库拨钱，而设‘修书捐’。凡献书者，视其珍稀程度，赐钱帛爵赏；凡捐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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