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教道法中，天人关系为“天人感应”，认为世界和人是相互交通的，由精气沟通天人之间的联系，道行高深的道士能够通过自身的修为、法术感应天道，从而祈晴祷雨，利人济物。内丹学中，认为天人一气相通，可以“将无涯之元气，续有限之形躯”，结就灵丹，点化阳神，进而炼神还虚，与道合真，合于自然无为之道，道通为一，是最为究竟的“天人合一”。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与《连山》《归藏》并为“三易”。一说《连山》《归藏》皆为《周易》的衍生物。至秦汉时，《连山》《归藏》都已失传。汉武帝时，《周易》和《易传》被称为《易经》，或直接称为《易》。自此以后，有称《周易》，有称《易经》，有称《易》。
《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周易》的形成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相传，上古伏羲，留天地之象；中古周文王，演《易经》之道；近古孔子及弟子后学，注《易经》而成《易传》。经传合一，终成《周易》。《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作为占卜之用。《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撰。
春秋时期，官学开始逐渐演变为民间私学。易学前后相因，递变发展，百家之学兴，易学乃随之发生分化。自孔子赞易以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儒门之外，有两支易学与儒门易并列发展：一为旧势力仍存在的筮术易；另一为老子的道家易，易学开始分为三支。
《周易》是华夏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内容极其丰富，对华夏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易经》为群经之首，设教之书。
华夏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先民们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认为在事物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支配着世间一切。当人们屡遭天灾人祸，就萌发出借助神意预知突如其来的横祸和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欲望，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顾颉刚关于《周易》卦爻辞制作年代的考证结论，认为周初作。李学勤也认为顾颉刚此文“推定经文卦爻辞‘着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为学者所遵信，可以说基本确定了《周易》卦爻辞年代的范围，是极有贡献的”。
大多学者认为《易传》成书于战国。易传的成书问题，自欧阳修《易童子问》与苏轼之后，数百年来已经罕有人再信是孔子所做了，钱穆、顾颉刚、冯友兰、郭沫若、李镜池等等海内外的学者名家均断定司马迁《史记》的说法不足信。其称易传为孔子所做，若非司马迁之误，就必是汉儒刘歆所伪窜。根据《易传》的内容来看，应是在孟子、荀子的性命天道之学出现以后的作品，有明显的黄老道家与阴阳家色彩。
顾颉刚根据箕子和康侯两条卦爻辞，指出《周易》卦爻辞为文王所作的传统说法不可信。顾颉刚继《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之后作《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是对其所说《周易》卦爻辞所无的观象制器故事的专门考论，意在证明《系辞传》观象制器章讲到古史帝系人物的话是西汉后期人的说法。
关于《系辞传》与《世本》的关系，胡适指出，“《世本》所据传说，必有一部分是很古的，但《世本》是很晚的书，《系辞》不会在其后” ，“《世本》不采《系辞》，也许是因为《系辞》所说制作器物太略了，不够过瘾。《系辞》那一章所说，只重在制器尚象，并不重在假造古帝王之名。若其时已有苍颉沮诵作书契之传说，又何必不引用而仅泛称‘后世圣人’呢？”
《汉书·艺文志》在描述《周易》的成书过程时，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即伏羲，文王和孔子。
否定孔子作《易经》的大学问家很多，如欧阳修、龚自珍。当代学者钱玄同精心考据后认为“孔丘无删或制作‘六经’之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断言：“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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