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悉尼港，阳光炽烈，将杰克逊港湛蓝的海水照耀得如同融化的蓝宝石。
这里的天空显得格外高远明净，空气中弥漫着桉树、海盐与新联邦蓬勃生长的独特气息。
码头上人头攒动，欢迎的人群挥舞着联邦的深蓝旗帜和米字旗，军乐队也奏响了庄严的乐曲，但空气中明显多了一丝复杂的情绪。
人们的目光聚焦在缓缓靠岸的那艘流线型邮轮上。
它的船身漆着代表澳大利亚的深蓝色，金色的联邦盾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舱门打开，亚瑟的身影出现在舷梯顶端。
他穿着一身深黑色的双排扣长大衣，领口别着的南十字星徽章，在澳洲灿烂的阳光下显得更加耀眼。
十几个月的海外奔波与密集的外交角力，并未在他年轻的脸庞上留下太多疲惫，反而沉淀出一种更加内敛深沉的威仪。
他目光平静地扫过码头上的人群，微微颔首致意。
紧随其后的是总理艾尔弗雷德·迪金、国防部长布里奇斯将军、以及那两位在伦敦引起广泛关注的特殊成员，弗雷德里克·赖恩中士和科学家伊丽莎白·肯尼博士。
赖恩中士面对家乡父老显得放松了许多，黝黑的脸上露出了憨厚的笑容，引来人群中一阵善意的欢呼。
肯尼博士则依旧保持着自信从容的风度。
人群中响起了掌声，热烈但并非没有杂音。
一些报童穿梭其间，高声叫卖着当日的报纸。
《澳洲先驱报》的头版标题是欢迎回家！联邦赢得尊重，自主权迈出关键一步！。
而另一家立场偏保守的《悉尼纪事报》则用了更审慎的标题，帝国会议落幕，新贡献引发财政担忧。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清晰地反映了国内对于伦敦之行的复杂解读。
亚瑟当然明白这种复杂性的根源。
帝国会议的结果，并非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澳大利亚确实成功挫败了张伯伦的帝国特惠制，扞卫了经济自主权；在海军问题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获得了建立本土舰队的默许地位和参与帝国海军委员会的框架。
但这一切并非没有代价——那笔资助英国建造主力战列舰的贡献，对于一个财政尚不宽裕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如何在宣传上放大胜利，淡化代价，并将其转化为推动国内建设的动力，是他归来后面临的首要挑战。
欢迎仪式简短而隆重。
亚瑟没有发表长篇演说，只是向欢迎的人群表达了感谢，并强调澳大利亚代表团在伦敦，以平等的伙伴身份，为国家赢得了应有的尊重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他的声音沉稳有力，通过新安装的扩音设备传遍了整个码头，暂时压下了那些疑虑的声音。
车队直接驶往悉尼中央车站，代表团将乘坐专列，连夜返回首都堪培拉。
联邦宫，这座象征着新国家心脏的建筑群，正等待着它的主人归来，并为下一步的国家航向定下基调。
堪培拉联邦宫的内阁会议室，气氛庄重。
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旁，坐着联邦政府的核心成员。
总理迪金坐在亚瑟的右手边，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内政部长等悉数在列。
马歇尔教授也以首席经济顾问的身份列席。
亚瑟坐在主位上，神情平静。
他没有先谈论伦敦的风云，而是首先听取了在他缺席期间，国内各项事务的简报。
铁路轨距标准化工程第一段试点线路进展顺利；纽卡斯尔钢铁厂二号高炉稳定运行，产量超出预期；卡尔古利金矿持续提供着稳定的财政血液；皇家理工大学正在为第一届毕业生的分配进行安排……国内机器的平稳运转，是他进行外部博弈的最大底气。
在听完所有简报后，亚瑟才将话题转向伦敦之行。
他没有隐瞒任何困难，也没有夸大任何成就。
他首先肯定了代表团全体成员的努力。
然后，他详细剖析了帝国会议的成果与挑战。
“我们在贸易问题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亚瑟总结道，“我们彻底粉碎了张伯伦试图强加给我们的帝国特惠制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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