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省农业厅三楼的会议室内，椭圆形的红木长桌旁坐满了人。厅长坐在正中，两侧是各位副厅长、总农艺师，再往外是各处室负责人。林枫作为试点办主任，坐在靠门边的位置——这个位置通常留给汇报人员。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几位老处长习惯性地抽着烟，烟气在阳光中缓缓上升。窗外的榆树已经长出嫩绿的新叶，与室内的凝重气氛形成微妙反差。
“今天厅务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听取全省农业技术适应性推广试点工作进展汇报。”厅长声音平稳，“试点工作启动三个月了，该看看成效了。林枫同志，你开始吧。”
林枫站起身，走到投影仪旁。他没有用华丽的PPT，而是展示了一张简单的图表——试点单位分布图，不同类型试点的分类，以及工作推进的时间线。
“各位领导，试点工作自去年腊月启动以来，已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林枫的声音清晰平稳，“目前，全省共确定重点试点八个，一般试点六个，观察点五个，基本覆盖了平原、丘陵、山区等不同地形区域。”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会场：“在汇报具体成效之前，我想先讲三个故事。”
会场里起了轻微的骚动。有人皱眉，有人好奇。
“第一个故事，关于一张‘土得掉渣’的比色卡。”林枫切换画面，小陈制作的杜鹃花叶比色卡出现在屏幕上。粗糙的硬纸板，干枯的叶片，手写的标注，在投影仪下显得格外“寒酸”。
“这是一个乡镇夜校的年轻人，用本地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叶制作的土壤酸碱度快速测试卡。成本几乎为零，准确率八成以上。当地农民拿着它，一眼就知道该不该施石灰改良土壤。”林枫看着会场，“厅化验室已经验证，这个方法可行，正在编制推广手册。”
他切换画面，出现怀山县的几张照片——坡地上，几位老农和技术员蹲在一起，对着图纸讨论；简陋的农机厂里，老师傅正在调试一台小型播种机。
“第二个故事，关于一群平均年龄六十二岁的‘老农顾问团’。怀山县聘请了七位种了一辈子坡地的老把式，请他们参与技术方案制定。他们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就点醒了我们——‘别总想着让机器爬坡，想想怎么让坡地适合机器’。”
画面再切，是青峰县渠槽“分段承包”的现场照片——农户正在清理自家地头的渠道，墙上贴着“红黑榜”。
“第三个故事，关于一面‘红黑榜’。青峰县把U型渠槽按受益田亩分段承包到户，管护好的上红榜，年底多记工分；管护差的上黑榜，全村通报。结果，群众积极性空前高涨，长期存在的管护难题开始破解。”
林枫关掉投影，回到座位前站着：“这三个故事，代表了试点工作要寻找的东西——来自基层的智慧，群众的参与，解决问题的务实办法。它们可能不‘高大上’，但管用。”
会场安静了几秒。一位头发花白的副厅长开口了：“林枫同志，你讲的这些故事很好。但我想问的是，试点工作的整体成效如何？有没有量化的数据？比如，增产了多少？节约了多少成本？群众满意度提升了多少？”
这个问题很关键，也很犀利。
林枫早有准备：“王厅长，试点工作才启动三个月，春耕刚刚开始，现在谈产量数据为时过早。我们更关注的是过程指标——群众参与度，基层创新数量，问题解决机制的形成。”
他翻开手中的文件夹：“根据各试点单位上报的数据，三个月来，各试点共征集群众意见建议一千二百余条，采纳实施三百余条；形成各类‘土办法’‘小革新’两百余项；建立群众参与机制五十余个。这些，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成效。”
“但这些‘土办法’，能形成规模效益吗？”另一位副厅长问，“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会不会太分散了？”
“李厅长，我们追求的恰恰不是‘一刀切’的规模效益。”林枫回答，“农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差异性。平原有平原的问题，山区有山区的困难。‘适应性推广’的核心，就是要找到适合不同地方的‘一榔头’，而不是要求所有人都挥‘同一棒子’。”
会场里响起低声议论。林枫能感觉到，有人赞同，有人怀疑，有人观望。
“我有个问题。”说话的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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