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光线被厚重的窗帘滤去大半，小餐厅里弥漫着一种近乎凝滞的安静，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不知哪个办公室的广播声。
陆怀仁的目光停留在林晓兰脸上，时间长得几乎超过了初次见面的礼貌范畴。那目光里没有温度，只有一种穿透性的审视，像在评估一件需要严格检验的装备。
“坐。”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带着军人惯有的简短和不容置疑。
林晓兰依言在陆建军拉开的椅子上坐下，背脊挺直，双手交叠放在膝上。陆建军在她旁边坐下，姿势同样端正，但眉宇间明显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
服务员无声地进来，添了茶水，又无声地退出去。
陆怀仁端起自己面前的茶杯，慢慢喝了一口，放下。他的动作很稳，带着某种既定的节奏感。然后，他重新看向林晓兰。
“林晓兰同志。”他用的是公事公办的称呼，“建军在信里简单提过你。听说，你在卫生站工作，同时还在街道办了个……作坊？”
“是的，陆伯伯。”林晓兰声音清晰平稳，“我在红星街道卫生服务站担任护士，同时响应街道号召，利用业余时间，负责一个生产中草药手工皂的集体试点作坊的技术指导和生产管理。”她将两个身份都清晰点明，一个是正式工作，一个是集体性质的创业。
“哦？技术指导？”陆怀仁的视线扫过她年轻的脸庞，“你是学医的？”
“卫校毕业，学的是护理。但家里祖上懂些草药，我自己也喜欢钻研，结合现代制皂方法，摸索出了一些配方。卫生站和街道都很支持，认为这有助于丰富市场，也能解决部分街道妇女的就业问题。”林晓兰的回答不疾不徐，既说明了渊源，也点出了政策支持和社会效益。
陆怀仁不置可否，手指在茶杯边缘轻轻敲了敲：“作坊效益如何？能养活那么多人吗？”
“目前还处于起步和培训阶段，第一批女工刚刚完成基础培训，下周开始小批量试生产。产品主要通过卫生站推荐和街道联系的单位福利渠道试销。和沪上振兴日化厂的技术合作也在推进中，他们负责南方市场，我们主攻北方。”林晓兰如实汇报，语气中没有夸大，也没有畏缩，“养活女工们暂时还谈不上，但能提供一份有稳定预期的收入，对改善她们的家庭状况有帮助。街道和区里也把这个点作为扶持集体经济的典型在观察。”
“沪上振兴厂？”陆怀仁的眉毛几不可察地抬了一下，目光转向陆建军，“这合作，可靠吗？”
陆建军沉声回答：“意向书签了，技术员上周刚来实地考察过，留下了具体的改进方案。对方态度务实，后续合作正在按程序走。”他没有多说，但语气肯定。
陆怀仁的目光又落回林晓兰身上，这次停留的时间短了些，但审视的意味更浓。“一个年轻女同志，既要忙正式工作，又要管一个作坊，还要……顾家。精力顾得过来吗？”他问的是精力，但话里的指向不言而喻。
林晓兰迎着他的目光，坦然道：“时间是紧张些，但卫生站的领导和同事都很支持，工作安排上给了我一定弹性。作坊那边，有街道帮助，也培养了得力的骨干，日常运转逐渐能分担。至于顾家……”她顿了顿，声音依旧平稳，“我父母健康，姐弟也能互相扶持。成家后，家庭责任自然要共同承担。我相信，事在人为，只要规划得当，夫妻同心，总能找到平衡。”
她的话里，既表明了自己有支持系统，也含蓄地强调了未来是“共同承担”。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陆怀仁沉默了片刻，没有再追问作坊的事。他话锋一转，语气似乎随意，却更显犀利：“建军的工作性质，你清楚吧？常年在外，任务说走就走，家里可能完全顾不上。军人的家属，不容易。”
“我清楚。”林晓兰回答得毫不犹豫，“建军的工作是保家卫国，光荣，也重要。作为家属，理解和支持是本分。我在卫生站工作，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稳定收入，能照顾好自己的同时，不让他分心。我想，这也是他选择我的原因之一。”
她没有说漂亮话，而是从现实角度给出了一个军人家庭可能面临的困境和她的应对基础。务实，而不过分煽情。
陆建军放在桌下的手，微微握紧了一下。
陆怀仁端起茶杯，又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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