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20日，天津，银杏社基地。
夜色中的基地异常安静，但苏曼卿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的紧张。距离日内瓦会议结束已经一周，宣言的墨迹未干，暗处的斗争却已升级。此刻，她站在指挥室的大幅地图前，手指划过从日内瓦到天津的漫长航线，最终停在日本海附近的一个红点标记处。
“这是‘海燕号’最后发出信号的位置。”沈砚之指着地图，“一艘悬挂巴拿马旗的货轮，三天前离开日本横滨港，目的地是台湾基隆。但航行到这片海域时突然改变航线，向东南方向驶去，然后就失去了联系。”
陈树仁推了推眼镜：“船上可能载有宿主？或者……‘零号’相关物资？”
“根据我们在横滨的情报，这艘船在离港前装载了一批‘特殊医疗设备’。”沈砚之翻开文件，“发货方是一家瑞士公司，但实际控制人是美国某基金会——威尔逊教授参与的那个基金会。”
苏曼卿闭上眼睛，尝试感知网络。她能感觉到太平洋上有一个微弱的宿主信号，但极其模糊，像是被什么屏蔽了。更让她不安的是，这个信号的“情绪色彩”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与玛丽被绑架时的感觉相似。
“有宿主在船上，而且情况很糟。”她睁开眼睛，“信号太弱，无法准确定位，但能感觉到痛苦。”
李维民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此刻面色凝重：“日内瓦宣言刚通过，就发生这样的事。如果这确实是绑架宿主的船只，那就是对国际共识的公然践踏。”
“问题是怎么证明。”沈砚之说，“船在公海失踪，没有国家有管辖权。即使找到，他们也可以声称是正常航行故障。我们需要确凿证据——最好是能上船，找到被绑架的宿主。”
“太危险了。”苏曼卿摇头，“如果这真是陷阱，上船的人可能回不来。”
“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宿主可能被运到某个秘密实验室，永远消失。”沈砚之看向地图，“船最后出现在这片海域，距离冲绳不远。美日在冲绳有军事基地，如果船进入他们的控制范围，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讨论持续到深夜。最终决定：派出一支精干小队，乘坐改装渔船前往那片海域侦查，但不上船，只确认情况。同时，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和日本提出质询，要求说明该船情况。
小队由赵卫国带队，成员包括刘师傅（监听）、周明（导航）、张医生（医疗），以及两位有航海经验的银杏社成员。他们将在黎明前出发，预计两天后到达目标海域。
送走小队后，苏曼卿回到自己的房间，却毫无睡意。她坐在窗前，看着基地院子里那几棵银杏树在夜风中摇曳。树叶已经泛黄，秋天真的来了。
“在想什么？”沈砚之走进来，递给她一杯热茶。
“想网络，想那些看不见的连接。”苏曼卿接过茶杯，“在日内瓦，我能感觉到很多宿主对宣言充满希望。但现在，‘海燕号’上的宿主可能在绝望中。希望和绝望，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甲板。”
沈砚之在她身边坐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斗争。不是为了消灭所有黑暗——那不可能——而是为了让光明多一些，黑暗少一些。”
“砚之，你还记得1944年在重庆吗？”苏曼卿忽然问，“那时我们追查日军细菌部队的情报，也是这种感觉——知道有罪恶在发生，但很难找到证据，很难阻止。”
“记得。”沈砚之点头，“但我们最终找到了，揭露了。虽然没能救出所有受害者，但至少阻止了他们继续作恶。现在也一样，我们可能救不了‘海燕号’上的所有人，但至少可以阻止下一艘‘海燕号’。”
他的话给了苏曼卿一些安慰。是的，斗争是长期的，胜利是积累的。
深夜，苏曼卿在网络中“漫游”。她能感觉到全球节点的状态：大多数平静，少数焦虑，个别恐惧。她尝试向那些恐惧的节点发送安抚信号，但有些节点完全封闭，拒绝连接。
其中一个封闭节点引起了她的注意——位置在北京，信号模式很熟悉，但比平时更焦虑。是银杏社的成员？她仔细分辨，认出了那个“签名”：王秀英，那位视力增强的教师。
苏曼卿立即通过内部通信联系王秀英。几秒钟后，王秀英的声音传来，带着压抑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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