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8日，北京西郊，一处保密单位院落。
这里是“银杏社”的正式活动基地，一座看似普通的四合院，但地下有经过改造的实验室和会议室。院子里，几棵真正的银杏树正舒展着嫩绿的新叶，在夏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苏曼卿坐在院内的石凳上，看着手里的名单。经过一周的接触和审查，中国境内的“零号”宿主已经确认了二十三位，其中十五人愿意加入银杏社，三人在犹豫，五人拒绝——主要是出于恐惧或对自身“异常”的羞耻感。
这十五位首批成员，年龄从十九岁到六十二岁，职业各异：有科学家、教师、工人、农民、医生，甚至有一位是解放军战士。他们共同点是都在1945-1949年间无意中接触过日本遗留的实验材料，身体发生了不为人知的变化。
“同志们，今天我们第一次正式聚会。”苏曼卿放下名单，看着围坐在院子里的十四张面孔，“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困惑、恐惧，甚至自我怀疑。我也是。但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怪物，不是异类，我们是经历了特殊变化的中国人。新中国包容所有愿意为它贡献力量的人，包括我们。”
陈树仁教授第一个发言：“苏曼卿同志说得对。我隐藏了四年，每一天都活在恐惧中，怕被人发现，怕被当作实验品。但现在我知道，我有组织，有同志。我不再是一个人了。”
那位解放军战士——他叫赵卫国，二十五岁，东北人——接着说：“俺最开始也怕。俺在部队里，身体变得特别壮实，受伤好得特别快，俺都不敢让人知道。现在组织说这是可以服务人民的能力，那俺就放心了。只要能打胜仗，保卫新中国，俺这身体咋样都行。”
气氛逐渐活跃起来。大家开始分享各自的经历和能力。有人视力变得异常敏锐，能在黑暗中视物；有人听力增强，能听到几公里外的声音；有人记忆力超群，能过目不忘；有人身体恢复力惊人，伤口一天就能愈合。
但所有人都提到同一个问题：脑中的“声音”。
“那些声音总在说，俺们是新人类，比普通人高级。”赵卫国皱着眉，“俺不认同。俺爹是农民，俺娘是家庭妇女，他们都是普通人，但他们是好人。俺不觉得比他们高级。”
“这是网络在传递错误观念。”苏曼卿解释，“‘零号’网络会放大宿主的想法和情绪。如果有些宿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这种想法就会在网络中传播，影响其他人。但我们可以对抗这种影响——用正确的思想武装自己，用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抵消优越感。”
她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当脑中声音出现时，她会默念入党誓词，回想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想象新中国建设的场景。这些坚定的信念能像盾牌一样，保护她的思想不被侵蚀。
“银杏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控制我们的能力，学习抵御网络的负面影响。”苏曼卿宣布，“我们要制定守则，互相监督，互相帮助。我们不是要成为‘超人’，而是要成为更好的共产党员，更好的新中国建设者。”
会议持续了一上午。结束时，十五位成员的手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苏曼卿能感觉到网络中这些节点的连接从松散变得紧密，从混乱变得有序。温暖、坚定、充满希望的情感在网络中流动，像春天的溪流冲刷着冬天的冰凌。
下午，沈砚之从天津赶来。虽然他的身体还在恢复期，但坚持要参加银杏社的重要活动。他看到院子里融洽的氛围，看到苏曼卿眼中久违的光彩，心中涌起一阵暖意。
“看来进展顺利。”他在苏曼卿身边坐下。
“比预期的好。”苏曼卿微笑，“大家虽然害怕，但都愿意尝试。特别是陈教授，他提供了很多科学见解，帮助我们理解身体的改变。”
陈树仁走过来，向沈砚之点头致意：“沈砚之同志，感谢你推动这件事。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组织接纳比什么都重要。”
“是组织看到了你们的价值。”沈砚之说，“新中国需要所有能贡献力量的人。对了，我有件事要宣布——中央批准了银杏社的正式成立，并任命苏曼卿同志为社长，我为政治指导员，陈教授为科学顾问。”
这意味着银杏社不再是地下实验，而是被正式承认的组织。成员们听到这个消息，脸上都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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