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把上挂着的尼龙网兜或是旧布兜里,装着刚从小市场采购来的大白菜、土豆、萝卜,沉甸甸的——这是每个家庭对抗严冬的“战略储备”,更是下岗潮下,人们守住生计的底线。往日里由工厂分配的粮油副食,如今需要自己一分一厘地算计,冬储菜的多少,直接关系着整个冬天的温饱。
街角,那由旧铁皮桶改造的烤红薯炉,是寒风中无可争议的磁石。炉膛里,木炭安静地燃烧,透出橘红色的、跃动的暖光,仿佛一颗在寒冷中顽强搏动的心脏。不少烤红薯的摊主,都是新近下岗的工人,放下了车间里的扳手、锅炉旁的铁锹,拿起了翻动红薯的铁钩,用这小小的炉子,撑起全家的生计。红薯在炽热的炭火包围下,内部丰沛的糖分被慢慢逼出,在破皮处“滋滋”地冒着细密的小泡,空气中那股焦香与甜香混合的气息,霸道而温柔,能随风飘出半条街去,勾引着每一个行人的辘辘饥肠。只是很少有人知道,摊主看着顾客掏钱时的眼神里,藏着多少无奈与坚韧——这一块红薯的利润,或许是孩子一天的零花钱,是家里一顿菜的开销。
裹着厚重军大衣、戴着狗皮帽子的摊主,面容隐在帽檐的阴影和呼出的浓重白气里,只用一双戴着厚重手套的手,握着长长的铁钩,熟练地翻动、挑选。路人很难抵抗这温暖的诱惑,掏出皱巴巴的零钱,买上一块刚出炉的。那滚烫的温度透过报纸传递到掌心,烫得人只能左右手飞快地倒替,一边吹气,一边小心翼翼地咬开那焦脆的外皮。金红、绵软的瓤瞬间在口中化开,极致的甜与暖,如同一条温顺的溪流,从舌尖开始蔓延,顺着食道,妥帖地抚慰到胃里,继而驱散了四肢百骸的寒意。这短暂的暖意,也暂时驱散了人们心头的焦虑——下岗后的迷茫、生计的重压,在一口热红薯的甘甜里,得以片刻喘息。
不远处,崩爆米花的摊子总是围着一圈眼睛亮晶晶的孩子。那黑乎乎、葫芦状的爆米机像一个神秘的魔法道具,架在小火炉上,摊主不慌不忙地摇动着转柄,黝黑的脸上是笃定而专注的神情,仿佛在举行一场庄严的仪式。他或许也曾是某家工厂的技术工人,如今靠着这门手艺,在街头挣取微薄的收入。当气压达到临界,他便会直起身,用带着浓重方言腔的调子高喊一声:“响——喽——!”孩子们立刻如受惊的雀儿,一边兴奋地尖叫,一边用双手紧紧捂住耳朵,嬉笑着向后跳开,小脸上写满了既恐惧又期待的复杂神情。这清脆的笑声,是那段沉郁岁月里,最纯粹的光亮,暂时冲淡了大人们脸上的愁云。
随即,“嘭”的一声巨响,如同一声闷雷,震得地面仿佛都微微一颤。巨大的白雾裹挟着浓郁的米香轰然腾起,瞬间吞没了摊主的身影。待雾气稍散,孩子们便蜂拥而上,捧着自家带来的搪瓷盆或布袋,接住那喷涌而出的、雪白蓬松的米花。那笑声,在清冽干爽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脆、亮堂,不掺一丝杂质,是寒冷世界里最动人的暖流。只是这暖流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精打细算——一包米花,花不了几分钱,却能让孩子开心许久,也能让下岗的父母,少几分无法满足孩子心愿的愧疚。
此时的哈尔滨,正站在时代交汇的门口,新旧气息交织着,下岗潮如同一道无形的分水岭,将过往与未来清晰割裂。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橱窗里,一边陈列着印有鲜艳“牡丹”或“红双喜”图案的搪瓷脸盆、铁皮暖水瓶,它们是上一个十年甚至更久远的生活记忆,沉淀着过去的温度——那时的人们,捧着铁饭碗,拿着固定工资,这些日用品,或是工厂福利,或是凭票购买,安稳得无需多想;另一边,则醒目地摆着刚刚到货的日本“松下”或“索尼”随身听,黑色的机身,小巧的耳机,代表着一种崭新、时髦、充满未知吸引力的生活方式,也代表着市场经济的浪潮,正无情地冲击着旧有的体制。
柜台后的售货员,许多还习惯性地戴着蓝色的布制套袖,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典型装扮,却已开始尝试用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向好奇的年轻顾客介绍“最新款的港台磁带”。他们中,有人已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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