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九年至大业十四年：隋的统一与亡（约黄帝纪年4763—4788年，公元589—618年）
杨坚在太极殿上接过陈叔宝的玉玺时，长安的钟鼓整整敲了一夜。
有大臣高呼“万岁”
，他却只淡淡地说：“天下归一统，不是热闹，是责任。”
这话不是装的——他上台就给全国下了三条硬规矩：轻徭薄赋、严明法度、整饬吏治。
他清楚，南北分裂近三百年，人心散、法令乱、田亩不清，要把这片土地重新缝合，靠的不是旌旗与鼓角，而是日复一日的治理与体恤。
他先把州县并省，把南朝叠床架屋的官署一把火烧掉，让一个官干一个官的事；再推行“输籍定样”
，按财产多寡定税，豪强不能再把负担都甩给小民；又把度量衡统一，钱和尺都有了准头，做生意的不再被坑。
最厉害的是“科举”
，不管你出身门阀还是寒门，考得上就能当官——这一下，把魏晋以来的旧秩序撕开了大口子。
多少寒窗苦读的书生，终于不必再依附宗族与门第，靠一支笔就能走进朝堂。
科举的本意，是选贤任能，也是把权力从地方豪强手里夺回到中央，让国家机器真正听命于皇帝，听命于制度。
为了把南北拧成一股绳，他在洛阳和长安之间修了大运河的西段，粮船从江南直抵关中；又在朔方练出一支铁骑，对付突厥的骚扰。
有回突厥可汗来犯，他让儿子杨广挂帅，自己在后方盯着粮草，硬是把可汗打跑，还签下了“渭水之盟”
。
史书说“开皇之治”
，说白了就是：百姓能交税、官府能办事、边疆能安稳。
关中的粮仓堆到了屋顶，洛阳的市集昼夜不息，江南的丝绸顺着运河一路北上，北方的铁器与盐巴又顺着水道南下。
城市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连路边的茶摊都挂起了幌子，卖起了从岭南运来的荔枝与龙眼。
可杨坚有个心病——太子杨勇。
杨勇是个直性子，爱喝酒、爱热闹，不懂得在父亲面前装“贤德”
。
他喜欢召集文人在府里谈诗论画，也喜欢在宴会上让歌姬献艺，这些在杨坚眼里，都是“耽于享乐”
的证据。
而二儿子杨广，却把自己包装成了节俭自律的“完美皇子”
：住破屋、穿布衣、不近女色，每次入朝都把车马随从减到最少。
他还刻意结交大臣，逢人便问民间疾苦，甚至在灾年亲自跑去粮仓督查赈济。
杨坚看着眼里，心里渐渐有了换太子的念头。
他忘了，杨勇的“直”
，或许是不擅伪装；而杨广的“俭”
，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戏。
朝堂上的暗流，不止在储位之间。
杨坚性情多疑，晚年尤甚。
他重用高颎、杨素等大臣，却又时时提防他们权力过大。
高颎是开国功臣，主持过律令修订与州县改革，可因为反对杨坚换太子，渐渐被疏远。
杨素则深谙皇帝心思，一面帮着杨广造势，一面在朝堂上排除异己。
有一回，杨坚梦见洪水淹城，醒来后便下令加固长安城墙，还迁了一部分居民到城外新建的大兴城。
这种对灾祸的敏感，既是出于谨慎，也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不安——他知道，统一的江山看似稳固，实则根基未深，稍有不慎，便可能重蹈南北朝的覆辙。
公元6o4年，杨坚病重。
杨广趁机让人送了一封信给宰相杨素，问“后事如何安排”
。
信没送到杨素手里，反倒落到了杨坚床上。
杨坚一看，气得浑身抖，刚要喊人把杨广叫来问话，就被身边的人捂住了嘴。
当晚，杨坚驾崩，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关于杨坚的死因，史书说法不一，有人说是病逝，有人说是被杨广所害。
无论真相如何，杨广的上台，标志着隋朝的命运拐向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杨广一上台，就把“装”
字撕了。
他先把哥哥杨勇赐死，又把弟弟杨秀、杨谅关起来，朝堂上反对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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