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劝他:“陶公,您是大将军,这种粗活让士兵们干就行了,您何必亲自动手?”
陶侃却笑着说:“堤坝是为百姓修的,我多干一点,百姓就能早一点受益。”
在陶侃的带领下,堤坝很快就修好了,荆州的农田再也没被淹过,粮食产量也一年比一年高。
温峤在江州的做法,跟陶侃不太一样。
江州多山,耕地少,温峤就鼓励百姓种茶树、养蚕。
他还派人去南方学习种茶和养蚕的技术,回来教给百姓。
没过几年,江州的茶叶就出了名,不仅在江南卖得好,还通过商船卖到了北方。
百姓们靠种茶、养蚕赚了钱,再也不用愁吃穿了,都把温峤叫做“温青天”
。
除了屯田和种茶,王导还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个“均田制”
——把朝廷手里的土地,按人口分给农民,不管是北方流民还是江南本地人,都一视同仁。
这招一下子就缓和了流民和本地人的矛盾——以前流民没地种,只能抢本地人的土地,现在大家都有地种,也就没人闹事了。
新政搞了几年,效果很明显。
到了咸康三年(公元333年),江南的粮食产量已经恢复到了永嘉之乱前的水平,流民也大多定居下来,不再四处流浪;朝堂上的官员,虽然还有士族子弟,但大多都能干活,再也没人敢明目张胆地贪腐;连北方的后赵,也因为东晋国力渐渐恢复,不敢再轻易来犯。
这年秋天,司马衍已经十三岁了,开始亲理朝政。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荆州视察。
当他看到荆州的农田里金黄的稻谷,看到百姓们脸上的笑容,心里特别高兴。
他拉着陶侃的手说:“陶公,都是您的功劳,百姓们才能有饭吃。”
陶侃连忙躬身道:“这都是陛下和王丞相的英明,臣只是尽了分内之事。”
司马衍又去了江州,见到了温峤。
温峤带着他去看茶园,还给他泡了一杯新茶。
司马衍喝了一口,说:“这茶真好喝,以后要多生产,让百姓们都能喝上。”
温峤笑着说:“陛下放心,只要百姓们愿意种,以后咱们江州的茶叶,能卖到天下各地。”
回到建业后,司马衍下了一道诏书,表彰王导、陶侃、温峤等人的功劳,还赏赐了他们不少金银绸缎。
可王导他们却把赏赐都退了回去,说:“现在国家还不富裕,这些钱应该用在百姓身上,而不是赏给我们。”
司马衍见他们这么清廉,心里更加敬佩。
可就在新政搞得顺风顺水的时候,麻烦又悄悄来了。
咸康五年(公元335年),陶侃病逝了。
陶侃一死,荆州的兵权落在了他的侄子陶斌手里。
陶斌没他叔叔那么有本事,还特别骄横,很快就跟朝廷产生了矛盾。
与此同时,庾亮在武昌也没闲着,他见王导的威望越来越高,心里又开始不平衡,偷偷联络了一些对王导不满的官员,想重新夺回权力。
王导看出了这些暗流,却没立刻动手。
他知道,现在要是跟庾氏、陶氏闹起来,之前的新政成果就全白费了。
他只能一边安抚陶斌,一边跟庾亮写信,劝他“以大局为重”
。
可庾亮根本不听,反而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咸康七年(公元337年),庾亮上书司马衍,说王导“年老体弱,不宜再担任丞相”
,建议让自己回建业辅佐朝政。
司马衍拿不定主意,只能找王导商量。
王导叹了口气,说:“陛下,臣确实老了,不如就让庾亮回来吧。
只要他能为朝廷办事,为百姓着想,臣愿意让贤。”
就这样,庾亮回到了建业,当了司徒,与王导共同辅佐朝政。
可庾亮回来后,并没有像王导说的那样“为朝廷办事”
,而是又开始排挤王导的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朝廷。
王导虽然不满,却只能忍——他不想再让东晋陷入内乱。
这时候的司马衍,已经十六岁了。
他看着朝堂上的明争暗斗,心里第一次有了“无奈”
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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