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中兴:余晖下的复兴(约黄帝纪年277o—2745年,公元前74—公元前49年)
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凿空西域,将大汉的声威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可这份辉煌的背后,是天下百姓数十年的负重前行——连年征战让丁壮死伤无数,严刑峻法使民间冤狱丛生,过度征敛又让无数农户破产流亡。
到了武帝晚年,关东流民已达二百万,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曾经强盛的大汉王朝,俨然走到了风雨飘摇的边缘。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在五柞宫病重,临终前将年仅八岁的太子刘弗陵托孤给四位大臣: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
这四位辅政大臣中,霍光无疑是核心——他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自少年时入宫为郎,侍奉武帝三十余年,以谨慎周密深得信任。
武帝曾赐给他一幅“周公辅成王”
的画作,其托付之意不言而喻。
武帝驾崩后,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
朝堂之上,四位辅政大臣很快便显露出了裂痕。
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归汉后一直谨小慎微,辅政一年多便病逝,算是全身而退;上官桀则野心勃勃,他先是通过联姻,让自己的孙女(同时也是霍光的外孙女)成为皇后,随后便联合御史大夫桑弘羊、昭帝的兄长燕王刘旦,企图扳倒霍光,夺取朝政大权。
元凤元年(公元前8o年),上官桀等人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他们伪造燕王刘旦的上书,弹劾霍光“专权自恣”
,说他检阅羽林军时僭用天子仪仗,又擅自增选幕府官员,有谋反之心,请求昭帝下令将其逮捕。
当时昭帝年仅十四岁,朝中大臣多以为皇帝年幼,定会被这份奏疏蒙蔽。
可没想到,昭帝看过奏疏后却一言不,次日上朝时,更是直接戳穿了这场骗局。
他看着满朝文武,目光落在霍光身上,缓缓说道:“大将军检阅羽林军,是在京城附近,增选幕府官员也是最近的事,前后不过十天。
燕王远在蓟城,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知道这些事?这封奏疏分明是伪造的,是有人想陷害大将军。”
这番话条理清晰、逻辑缜密,让在场的官员无不震惊——谁也没料到,这位少年天子竟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
上官桀等人见阴谋败露,索性打算动政变,结果事情泄露,全族被诛,燕王刘旦自杀身亡。
经此一役,霍光彻底清除了朝堂上的反对势力,成为大汉王朝实际的掌权者,而昭帝对霍光的信任,也自此达到了顶峰。
此后的数年里,霍光与昭帝形成了极为默契的君臣相济之势。
昭帝深知自己年幼,朝政繁杂,便将一应政务尽数托付给霍光,自己则安心做一个“垂拱而治”
的君主;霍光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始终秉持着武帝晚年颁布的《轮台罪己诏》中“与民休息”
的政策,大刀阔斧地调整国家政策,只为让百姓能喘口气。
当时天下最紧迫的问题,便是因过度征敛导致的民生凋敝。
霍光先从减轻赋税入手,将武帝时期的“口赋”
(人头税)从每人每年二十三钱减至二十钱,又将成年男子的“更赋”
(徭役税)减免一半,让农户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业生产。
对于因灾荒流亡的百姓,他下令各地官府不得苛责,还开放皇家的苑囿和公田,让流民耕种,甚至借给他们种子和农具,等到秋收后再偿还。
在农业生产上,霍光十分重视水利建设。
当时关中地区的郑国渠、白渠因年久失修,灌溉能力大幅下降,他便征调民力对这些水利工程进行疏浚和修缮,还在朔方、西河等地开凿新的渠道,使得更多的农田得以灌溉。
这些举措下来,大汉的农业生产很快便有了起色——从元凤元年到元平元年(公元前8o年-公元前74年),关中地区连年丰收,粮价从武帝晚年的“谷石万钱”
降到了“谷石五钱”
,创下了汉初以来的最低纪录。
除了农业,霍光对商业也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
武帝时期为了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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