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他们一早来到了码头，去澳门的船是艘老式客轮，船身漆着斑驳的蓝白条纹，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拖出长长的尾巴。码头上挤满了人，大多是拖家带口的华人，挑着木箱、背着包袱，孩子们被塞在藤编箩筐里，由大人扛在肩上。这时候刚过日军军演的恐慌期，往澳门逃难的人比往常多了三成，船票早就被炒到了原价的两倍。
吴鸣锵提前托人也只订了四等舱的票，舱位在船尾，挤满了二十多号人。空气里混着汗味、鱼腥和煤烟味，有人用粗布擦着额头的汗，有人对着晕船的孩子低声哄劝，还有几个穿西装的商人围在一起，压低声音议论港币兑澳门元的汇率。
“小姐，现在船票是一票难求，大多是通过关系才有的，不管有没有钱，所以只能委屈小姐了，还好，时间并不太久。”
“没关系的，我也没那么娇贵。”桂儿说，她还是挺庆幸自己没有穿漂亮衣服，而是穿平常的日常旗袍而已。
吴鸣锵找到一张板凳让给桂儿，自己靠在舱壁上，警惕地看着来往的人，他腰间故意别着把短刀，是出发前特意早来别在腰上的，按照多年行走江湖的经验，一些肖小之辈看到了，至少就不会近身了。
现在水路并不太平，既有海盗，也有日军巡逻艇盘查。
船开时，码头上响起一阵哭喊声，有没赶上船的人扒着栏杆追，被印度巡警用警棍拦住。桂儿看着香港的海岸线渐渐远去，海风带着咸腥味扑在脸上，远处有几艘挂着英国旗的货轮驶过，烟囱上的编号模糊不清。
“小姐快看，那是葡萄牙人的巡逻艇！”丁香指着不远处一艘挂着绿白红三色旗的小艇，兴奋地拍手。艇上的水兵戴着白色制服帽，正慢悠悠地驶过，对客轮视而不见——澳门是葡萄牙殖民地，靠着“中立”的幌子暂时避开了战火，成了许多人眼里的避难所。
航行过半时，船身突然晃了晃，舱里顿时一片骚动。有人喊“是不是碰到鬼子了”，有人慌忙往救生艇那边挤。吴鸣锵立刻站起身，把桂儿护在身后，阿诚也握紧了拳头，直到船长在广播里用生硬的中文喊“只是遇到浪涌，勿慌”，人群才渐渐安静下来，只是每个人脸上都还带着惊魂未定的神色。
傍晚时分，船终于驶进澳门内港，码头边停着密密麻麻的小舢板，渔民们摇着桨叫卖海产，岸边的骑楼挂着葡文招牌，穿黑袍的修女和戴斗笠的小贩擦肩而过，吴鸣锵雇了两辆黄包车，沿着新马路往他们的房子走，路面是用石板铺的，车辙印深得能卡住鞋跟，两旁的房子多是两层小楼，骑楼的廊柱上刻着中西合璧的花纹，比香港的更显陈旧，却也多了几分松弛。
“这就是咱们的房子？”桂儿看着眼前那栋三层青砖楼，底层的趟栊门刷着新漆，二楼的阳台摆着几盆三角梅，心里忽然亮堂起来。
吴鸣锵掏出钥匙打开门，一股新刷的桐油味扑面而来：“一楼打算先租就出去做商铺，已经贴了招租启事了，也安排了中介跟进，二楼三楼咱们自己住，楼上能看见海呢。”
他们从侧面小门走进去，原来这里另开了一条单独楼梯通向2楼。
来到2楼，只见客厅铺着打蜡的菲律宾木地板，靠墙摆着一组酸枝木沙发，扶手上雕着简化的西洋卷叶纹，对面是台美国产的落地收音机，木壳上嵌着铜制旋钮，一扭开就立马发出咿咿呀呀的乐曲声音。厨房在楼梯旁，砌着白瓷砖灶台，安了这时还比较罕见的铸铁水龙头，旁边摆着只搪瓷冰箱，是从香港洋行购来的稀罕物——在这年代的澳门，只有家境殷实的人家才用得起。卫生间贴着米白色马赛克，蹲厕改造成了坐式马桶，墙上装着铜制毛巾架，角落里放着只描金搪瓷浴盆，盆底印着葡萄牙商号的徽记。
二楼还有两间房间，作为佣人房，都放着双层铁架床，床脚装着滚轮，方便临时加床。卫生间比较小巧，却也安了淋浴装置，黄铜莲蓬头下接着搪瓷盆，热水管通到楼下厨房的锅炉，算是当时先进的设计。
三楼隔成两间，一间是主卧室，它的地板铺着碎花地毯，四柱床的帐幔是进口的纱质料子，床头挂着幅西洋油画，画的是澳门大三巴街景。梳妆台上摆着玻璃镜柜，里面整齐码着法国香水和香港广生行的雪花膏。
另一间作书房，摆着柚木书桌，桌上放着台式电话，电话线从窗沿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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