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贫困地区的图强镇镇长给我打电话，向我推荐他们镇文化站长，到创作室当编剧。我听镇长口音耳熟，他笑着对我说：“我是你哥。”我仍想不起来是谁。他说：“我是董太举。”我恍然大悟。他让我帮他把小侄调到创作室，我向他如实介绍创作室情况，董太举说：“我在北京给我小侄找人。”董太举神通广大，小侄没费劲，从农村文化站调进创作室做专业编剧，据说托了一位要人关系。小侄家住乡下，每次召集，需坐几个小时长途公共汽车。他穿一件过时的牛皮夹克，衣角袖口处“出头的掾子先烂”，加上久未打油，浑身患了牛皮癣一样磨出本色。他背一只鼓鼓囊囊的旧牛津包，顺便倒卖自家产的时令农产品。他脚穿一双笨重皮鞋，像一个疲惫的行者，仿佛在那遥远的地方长途跋涉而来。他始终不苟言笑保持沉默，穷困潦倒吴下阿蒙。他悄悄地来再悄悄地走，如同一首诗中写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创作室和艺研所刚合并，他和弃儿一样不受待见。他的处境令我感同身受，我和主持工作的领导进行通融，在没搬家之前，给予他一定照顾。领导很给我面子，答应给他报销一半路费。我是第一个为他说话的人，他很感动，把我当成依靠。山东烟大轮船轮渡有限公司大舜号滚装船发生海难翻沉，造成285人死亡，5人失踪，被称为中国版的泰坦尼克号。海岸上，满是被潮水打上来的橘子。
小侄的包里也有两个橘子，我把他当成大海难的幸存者，叫到家里喝酒压惊。我们叔侄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他和黎立一样，三天不见必来电话：“叔啊，我又想你了”。他方言很重，把“叔啊”叫“许呀”。我知道他已经皈依佛门，曾经到五台山峨眉山灵隐寺普陀山等佛门圣地朝拜。他见到佛像或者与佛有关的物品，马上恭恭敬敬站立，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再拮据也要往功德箱里面捐钱。
一次小侄喝醉，我俩坐在没人的台阶上。他孩子一样伏在我怀里哭诉，称自己活得不如一条狗。我一边给他揉脑袋，一边鼓励安慰，告诫他江湖险恶现实残酷。小侄涉世不深受过很多苦，我对他产生了无限怜悯，必须拉他一把。
我经济上捉襟见肘，债主不断敲门，想帮也帮不了。我能做到的，是尽快让他和大家熟悉、融入这个环境。当电视台晚会撰稿人，能挣几百元钱，也是我解决燃眉之急的唯一机会。一位常年与我合作的晚会导演又找我撰稿，我第一时间通知小侄。第二天，小侄风尘仆仆容光焕发，我带他一起去见导演。
我做好节目流程署上小侄的名字交上去，导演不再找我。节目播出后没有我的名字，小侄一个人成了撰稿。从此后小侄李代桃僵取代我，我佯装不知，他也和没有这事一样再没提过。创作室和艺研所合并后，我和小侄还有几个女研究员，首次到省城参加活动。我俩喝了几瓶啤酒，超越“艺方”的所谓标准，闹得很不愉快。士可杀不可辱，小侄义愤填膺，和我约定好中途退会，以表示不满。第二天，我俩退宿到火车站买完票，小侄突然说不走了，把我一个人送上火车。
这对我影响很坏，都说创作室的董太锋顿顿喝酒，遭到抵制之后恼羞成怒。小侄与我三日不见仍打电话：“叔（许）呀我又想你了。”我有好事仍不忘小侄。那天我接到两集电视剧的活儿，让小侄写上集，我写下集。剧本写完后制片方通过，一次性领取报酬。小侄不在，我替他签字代领稿费。我在电话里向他报告喜讯，他火冒三丈大声斥责：“你以为你是谁？有什么权利代替我签字？”
我这才知道，他嫌稿费少，准备再和制片人讨价还价。我赶忙向他赔礼道歉，说以后再找机会补偿。电视台某频道搞一部大型系列剧，我是编剧之一，照样想方设法拉上小侄。两天之后，我又莫名其妙地被炒鱿鱼，位置被小侄代替。
一次旅游回来，我把小侄的照片存进自己的“U盘”里，没有电脑更谈不上发送。他让我把“U盘”带到单位，又说单位电脑和他家的电脑属于两个系统，要把“U盘”拿回家复制。他激我：“你不相信我，我把电脑搬到单位。”
我毫不犹豫，说：“这有什么不可以？你拿回去。”回家后，刘萤说我：“你太实在，半点不吸取教训。”我说：“小侄年轻单纯，不是故意的。”刘萤说：“他还给你U盘时如果提到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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