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分社的消息像一缕带着薰衣草香的风，从诗社的木窗飘出去，顺着青石板路漫过整条街巷，又乘着城市的炊烟，传遍了整座城的角角落落。茶馆里说书的先生把这故事编进了段子，说“一尘诗社的暖，能漂洋过海，比鸿雁还远”；学校的孩子们在作文里写“南半球的薰衣草，也在为我们读诗”；就连菜市场的阿婆，给诗社送菜时都要多问一句“那海外的分社，是不是也种着咱们这样的薰衣草？”
没过多久，省内各地的来信便像初春的雪片，纷纷扬扬飞向一尘诗社总社。信封上的邮戳盖着不同的地名，有的来自平原的乡村，有的来自山区的小镇，有的来自城市的老街，却都在收信人处工工整整写着“一尘诗社总社 收”，字里行间透着同一份郑重，像捧着一颗颗滚烫的火种，要送到这片孕育温暖的土壤里。
最先寄来信的，是邻市的一群乡村教师。信封用牛皮纸糊得厚实，边缘还沾着点泥土，像是从田埂上直接捎来的。信是用集体的名义写的，字迹有男老师的刚劲，也有女老师的娟秀，却都透着泥土般的质朴：“尊敬的总社朋友们，我们在县图书馆的旧书堆里淘到了《诗社星火志》，读到盲童诗社的故事时，办公室里的老师都红了眼眶。孩子们在田埂上长大，见惯了稻浪、听惯了蛙鸣，他们的心里，本就藏着数不清的诗啊。”
信里说，他们在乡村小学的旧仓库里清理出一块地方，刷上白墙，摆上从农户家借来的旧木桌，在门口挂了块用梨木做的牌子，刻着“田埂诗社”四个大字，旁边还画了株沉甸甸的稻穗。“孩子们放学后就往这儿跑，带着刚从田里摘下的稻穗，把稻壳剥下来当书签，说‘这样诗里就有米香了’。”随信寄来的，还有孩子们画的画——田埂旁的小木屋爬满了牵牛花，门口挂着诗社的牌子，牌子下的孩子们举着诗稿，笑脸被涂得金灿灿的，比画里的太阳还要亮。
有幅画上，一个扎着冲天辫的小男孩正蹲在田埂上，手里拿着铅笔在烟盒背面写诗，旁边的小女孩举着个玻璃罐，罐子里装着萤火虫，画的角落写着“我们的诗，要让萤火虫照着读”。阿哲把画贴在客厅的墙上，正好在《山野诗卷》旁边，两个画里的孩子仿佛隔着时空在对笑，一个捧着向日葵，一个握着稻穗，都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暖。
紧接着，山区的支教老师寄来了信。信封上贴着溪头镇的邮票，画着小小的向日葵，显然是从溪头镇转寄的。信是用蓝黑钢笔写的，字迹里带着山路的颠簸，却格外坚定：“总社的朋友们，我在溪头镇学习时，听孩子们讲了林老师的故事，看了那幅《山野诗卷》，心里便埋下了颗种子。如今我在邻近的山区支教，就在溪头镇向日葵田的旁边，建起了‘向阳诗社’。”
信里夹着张照片，背景是连绵的青山，山脚下有片新开的向日葵田，田边搭着个简易的草棚，棚子上挂着块布牌，用红漆写着“向阳诗社”，字迹被风吹得有些模糊，却依旧能看出“向”字的最后一笔，像朝着太阳的方向延伸。“孩子们说，要像溪头镇的小伙伴一样，把诗绣进花盘里。他们每天给向日葵浇水时，都要对着花盘念自己写的诗，说‘这样结出的籽，都会带着诗的味道’。”
支教老师还说，有个失去双亲的小女孩，总在诗里写“向日葵的花盘是太阳做的摇篮，林老师就在里面睡觉”，她把诗稿折成纸船，放进山间的小溪，说“溪水会把船送到总社，林老师就能看见了”。阿哲读着信，忽然想起林女士绣的《暖火图》，原来有些思念，真的能顺着山水，传到想去的地方。
再后来，城市里的养老院也寄来了信。信封是用退休金的汇款单信封盖的，上面还留着银行的印章，却被老人用彩笔描了圈花边，画了几朵小小的向日葵。信是养老院的李奶奶写的，字迹有些颤抖，却一笔一划透着认真：“我们这些老家伙，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尘诗社的故事，想起年轻时读过的诗，心里就像开了朵花。我们自发建起了‘银发诗社’，每天下午在院里的槐树下读诗，把夕阳的暖、岁月的甜，都绣进诗行里。”
随信寄来的，还有老人们手抄的诗集，纸页是从药盒上拆下来的，背面还印着“一日三次”的字样，却被工工整整抄满了诗。有首《槐树下》是这么写的：“槐花开了又落/我们的头发白了又白/可读起‘夕阳无限好’时/总觉得日子还像年轻时/能攥出蜜来/诗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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