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深水埗南昌街。
“王记车仔面”的霓虹灯牌有一半不亮了，只剩下“王记”和“面”三个字还在闪烁，在雨夜中像一句不完整的遗言。塑料棚下摆着四张折叠桌，只有一桌客人——王平安。
他面前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车仔面，加了牛腩、萝卜、猪皮和辣酱。红油浮在汤面上，辣椒籽沉在碗底。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仔细咀嚼，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
老板娘阿萍五十多岁，腰上系着沾满油渍的围裙，正用长筷子搅动着汤锅里翻滚的鱼蛋。雨棚边缘在滴水，有节奏地落在路边的积水里。
“阿sir，这么晚还办公？”阿萍头也不抬地问。
“睡不着。”王平安说。
“为了那些死人？”阿萍把鱼蛋捞出来，放进旁边的筛筐里沥水，“这几天电视天天报，死了三十几个男人，都是同样死法。街坊都在传，说是鬼报仇。”
“你信吗？”
“我信报应。”阿萍转过身，用抹布擦了擦手，“这世上，有些债是要用血还的。”
王平安停下筷子。雨水顺着棚布边缘流淌，形成一道透明的水帘，将面摊与外面的世界隔开。街对面，一个流浪汉正蜷缩在银行自动取款机的小隔间里，用纸箱盖住身体。
“萍姐，你在这里开店多少年了？”
“二十三年。”阿萍点了支烟，“我老公死后，我就一个人撑起这个摊子。他肺癌，抽太多烟。”她笑了笑，笑容里有种坚硬的苦涩，“他活着的时候也打我，但没那些死掉的打得狠。至少，他没打断过我的骨头。”
王平安没有说话。他搅动着碗里的面，辣椒油在汤面上漾开一圈圈波纹。
“阿sir，你知唔知，我们女人想活，就得学会互相‘睇住’。”阿萍吐出一口烟，烟雾在潮湿的空气中缓慢上升，“以前我被打到进医院，是隔壁档口的霞姐帮我照顾摊子。后来霞姐被她老公从楼梯上推下来，摔断了腰，是我每天给她送饭。再后来……”
她停顿了一下，眼睛望向雨夜深处：“再后来霞姐死了。她老公说是意外，但我们都知不是。可有什么办法？没证据，没证人。她老公三个月后又娶了个年轻的。”
雨下大了，敲打着塑料棚布，发出鼓点般的声音。
“从那以后，我们这条街的女人就有个约定。”阿萍的声音很轻，几乎被雨声淹没，“不管谁被打，不管多晚，只要喊一声，其他人就会来。不是来劝架——劝不住的。是来作证，来记住，来确保下次如果再‘出事’，有人知道该找谁。”
王平安抬起眼：“你们记录了下来？”
“我们记在心里。”阿萍掐灭烟头，“阿sir，法律保护不了我们。报警？警察来了说两句就走。申请禁制令？那张纸擦屁股都嫌硬。我们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她走到王平安桌边，拿起他的空碗：“还要加面吗？免费。”
“不用了，谢谢。”
阿萍拿着碗走到水桶边，开始洗碗。她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瘦小而坚韧，肩胛骨在衣服下突出，像一对被折断的翅膀。
王平安付了钱，站起身。就在他要走出雨棚时，阿萍突然说：
“阿sir，你见过飞蛾扑火吗？”
又是这句话。
王平安转身：“今早也有人问我这句话。”
“飞蛾扑火，不是因为蠢。”阿萍没有回头，继续洗着碗，“是因为黑暗太久了，哪怕那点火会烧死自己，也要飞过去。至少，在烧死之前，它们看见过光。”
雨水从棚布缝隙滴落，落在王平安肩上，冰凉。
台风“山鸦”在凌晨登陆香港。
八号风球高悬，狂风嘶吼着穿过楼宇间的缝隙，发出鬼哭般的啸叫。街上的招牌在风中剧烈摇晃，塑料棚被整个掀翻，垃圾桶滚过空荡的街道。雨水不是在下，是在横着飞，像无数把刀子切割着夜色。
王平安独自驾车前往深水埗的海丽邨。雨刷以最快速度摆动，仍看不清前路。路上几乎没有车，只有狂风卷起的垃圾和树枝不时拍打在挡风玻璃上。
公屋十二楼，走廊的窗户被吹得砰砰作响，有几扇玻璃已经碎了，物业管理用木板临时封住。走廊灯忽明忽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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