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需要铭记，连沉默者的忏悔也值得倾听。他们不是英雄，但他们曾挣扎过，在权力与良知之间撕扯得血肉模糊。
我把这段视频备份三份，一份交给国家监委指定联络人，一份上传至区块链存证平台，最后一份，刻成光盘，放进父亲的日志旁。
第三天，燕京大学宣布正式设立“林远舟公共工程伦理奖学金”，用于资助关注城市建设安全、敢于揭露行业黑幕的青年学子。章程第一条写道：“本奖项不奖励顺从，只嘉勉勇气。”
我在捐赠仪式上没有露面，而是让张景军代读了一封信：
> “真正的专业精神，不是精通计算公式，而是明白每一根钢筋背后都有家庭；
> 真正的技术进步，不是缩短工期，而是延长生命的尊严；
> 而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该是权力的注脚，而应是良知的守夜人。”
当天傍晚，我独自去了香山。
枫叶已红透大半，层层叠叠如血染山峦。我沿着石阶缓缓上行，拐杖敲击青石，节奏稳定而坚定。走到半山腰那块平坦处??当年父亲带我看星星的地方??我停下脚步，从包里取出一个小铁盒。
打开后，里面是九撮泥土，分别来自九位遇难工人家乡的坟前。我将它们轻轻撒向风中，口中念出他们的名字：
“赵建国，王大力，孙志勇，刘文海，周铁柱，吴小川，郑和平，杨建军，李德海。”
风吹过林梢，落叶纷飞，仿佛天地也在低头致意。
我掏出手机，拨通李薇的号码。
“我来香山了。”我说，“替他们看了秋天的第一场红叶。”
她沉默片刻，然后轻声说：“我爸昨天梦见工地了。他说，这次没有下雨，也没有警报声，大家坐在阳光下吃饭，笑着等开工铃响。”
我笑了，眼角却湿了。
下山途中，我遇见一群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在做社会调研。他们看到我手中的拐杖和略显疲惫的脸，主动上前搀扶。
“您还好吗？”一个女生关切地问。
我摇摇头：“没事，只是走得慢了些。”
“我们在写一篇论文，关于重大工程中的 whistleblower（吹哨人）保护机制。”男生递给我一份问卷，“您愿意谈谈看法吗？”
我接过笔，在“是否支持建立国家级工程伦理审查委员会”一栏，重重打了勾。
“告诉你们老师，”我说，“中国不缺技术人才，缺的是让说实话的人活下来的空间。”
他们认真记下这句话。
回到北京当晚，我收到一条陌生短信：
【你在听证会上提到的“有些人穿上西装是为了遮掩血迹”，我很惭愧。我是发改委的一名普通科员，参与过启明星计划初审。当时我就觉得数据有问题，但我选择了沉默。现在，我想实名举报另一项水利工程的风险隐患。你能帮我联系监督部门吗？】
我没有回信，只是把号码记下，转交给了张景军。
这一夜，我睡得很沉。
梦里，我又回到了那个雨夜的工地。父亲穿着工装，站在探照灯下翻阅图纸。我喊他，他回头一笑，说：“儿子，你来了。”
“爸，”我哽咽着，“我做到了。”
他点点头，指着远处正在升起的晨光：“你看，天快亮了。”
醒来时，窗外已是霞光万丈。
我起身洗漱，换上整洁的衬衫，将父亲的日志、录音U盘、纪念章一一收进行李箱。三天后，我将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属的“城市安全立法听证会”，提交《重大公共工程终身追责制建议草案》。
这不是终点。
这只是一个开始。
在这个国家快速奔跑的时代，总得有人停下来，回头看看有没有人掉队；总得有人弯腰，拾起那些被踩进泥里的名字；总得有人记住，所谓进步，不该以遗忘九条人命为代价。
我收拾好一切，拄着拐杖走出门。
朝阳洒在台阶上，映出长长的影子。
我一步一步走下去，脚步虽缓，却无比坚定。
步步登阶，不是为了攀爬高位，而是为了让那些从未被看见的人，终于能站在光里。
而我，只是替他们，走完剩下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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