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薛元敬：三凤之中的分寸之智
唐初武德年间，长安城的文学馆里，群星璀璨。其中，来自河东薛氏的三位才子——薛收、薛元敬、薛德音，因才情卓绝、声名远播，被时人誉为“河东三凤”。薛收与薛元敬一同入选文学馆学士，侍奉秦王李世民，与房玄龄、杜如晦等重臣朝夕相处，成为秦王倚重的左膀右臂。
薛收性情豁达，与人交往真诚热忱，房杜二人常与他深夜议事，畅谈天下大计；而薛元敬却截然不同。他身形清瘦，眉眼间带着几分疏离，平日里总是埋首于典籍之中，即便与房玄龄、杜如晦同桌共事，也始终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从不参与私下的闲谈应酬。
一日，房玄龄处理完公务，见薛元敬仍在书房校对文书，便笑着上前邀约：“元敬，近日城西新开了一家酒肆，菜品精致，我们不如一同前往小酌几杯，放松片刻？”薛元敬闻言，放下手中的毛笔，躬身行礼道：“多谢房公美意，只是晚辈还有几份文书尚未整理完毕，恐难从命。况且公务之外，过多私交恐引人非议，还望房公见谅。”
房玄龄愣了一下，随即了然一笑，不再强求。一旁的杜如晦看在眼里，心中暗暗称奇。后来，杜如晦奉命撰写一份关于礼制改革的草案，想听听薛元敬的意见，便特意派人将他请到府中。薛元敬抵达后，直奔主题，对草案中的疏漏之处一一指出，条理清晰、见解独到，却始终没有多余的寒暄。待讨论结束，他便起身告辞，杜如晦挽留他用膳，也被他婉言谢绝。
久而久之，房玄龄和杜如晦都发现，薛元敬对待权势始终保持着一份敬畏之心，既不刻意亲近，也不故意疏远。有人私下议论，说薛元敬自恃才高，看不起同僚；也有人说他胆小怕事，不敢与重臣深交。但杜如晦却不这么认为，他常对身边人说：“薛元敬这位小记室，真是个奇人。你既无法刻意亲近他，也不能轻易疏远他。他的这份分寸，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其实，薛元敬并非故作清高，而是深知朝堂之上的险恶。他明白，文学馆是秦王的智囊团，一言一行都关乎大局，过度的私交可能会卷入派系纷争，而刻意的疏远又会错失共事的信任。因此，他始终坚守“公事公办”的原则，与人交往只论是非对错，不谈私人恩怨。
一次，秦王李世民召集众学士商议北伐之事，薛收提出了一条奇策，却因言辞过于直接，得罪了几位老将。薛元敬见状，并未出面为薛收辩解，而是在会后单独找到秦王，客观分析了薛收计策的可行性与潜在风险，既肯定了其亮点，也补充了应对之策。秦王听后，不仅采纳了薛收的部分建议，还对薛元敬的沉稳周到大加赞赏。
后来，薛收病逝，秦王李世民悲痛不已，薛元敬主动承担起薛收未完成的文稿整理工作。他日夜操劳，力求还原薛收的原意，丝毫不敢懈怠。房玄龄看到他伏案疾书的身影，感慨道：“元敬看似疏远，实则重情重义。他的这份分寸，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河东三凤”中，薛收以谋略见长，薛德音以文采着称，而薛元敬则以分寸立足。他在复杂的朝堂环境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攀附、不盲从，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初心与底线。最终，他不仅得到了秦王的信任，也赢得了同僚的敬重，在文学馆中留下了一段佳话。
其实，人际交往中，分寸感是一种难得的智慧。过于亲近容易失去边界，过于疏远则会产生隔阂。薛元敬的“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正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它不是冷漠，而是清醒；不是怯懦，而是坚守。这份分寸，让他在乱世的朝堂中独善其身，也让他的才华得以充分施展。人生在世，懂得把握分寸，才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行稳致远，既不辜负他人，也不委屈自己。
17、王圭：贞观宴上的识己之明
贞观六年的暮春，长安城太极宫的御花园里，牡丹开得正盛，香气袭人。唐太宗李世民设宴款待诸位侍臣，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太宗看着身旁端坐的王圭，忽然开口说道：“王卿，朕听闻你识鉴精通，尤其善于谈论人物优劣。如今房玄龄等人都在这儿，你不妨为他们品评一番。另外，也不妨估量一下自己，与他们相比，谁更贤能？”
此言一出，席间的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等重臣都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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