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五的南京城笼罩在初冬的细雪中，玄武湖的湖面结了层薄冰，夫子庙的香火在雪中袅袅升起，秦淮河的画舫都歇了，只有几艘巡河的官船还在慢悠悠地荡着。魏国公府后园的暖阁里，徐鹏举坐在炭盆边，手中捏着三封书信，三封都是昨夜送来的，三封都让他心头沉重。
第一封来自北京，是他的同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邹应龙。信很短，只有五行字：“闻南直隶御史有奏本，劾公侵卫所田、占玄武湖地、纵家奴为恶。本已至通政司，不日将下。公宜早为计。”
第二封来自南京都察院，是他的门生、监察御史赵文华。信很厚，里面抄录了三份弹劾奏本的全文，每份都列举了十几条罪状，有真有假，有虚有实。最要命的是，这些事大多确有其事——侵田是真，占湖是真，纵奴也是真。大明律，勋贵侵占官田，夺爵；强占民地，流放；纵奴伤人，杖责。三罪并罚，徐家百年基业，危矣。
第三封没有署名，是从门缝塞进来的。纸上只有两行字：“账册之事，黄公已知。公若明智，当知如何处之。”字迹娟秀，是女子的笔迹，但徐鹏举知道是谁写的——是黄锦的干女儿，那个在秦淮河开画舫的苏小小。
三封信，三个消息，像三把刀，悬在头顶。
徐鹏举将信扔进炭盆，看着火舌舔舐纸页，化为灰烬。他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寒风夹着雪沫灌进来，打在脸上，刺骨的冷。窗外，玄武湖白茫茫一片，远处的紫金山隐在雪雾中，看不真切。
“公爷，黄公公派人来了。”管家徐安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很轻，带着不安。
“请到前厅，我这就来。”
徐鹏举换上官服，镜中的人两鬓已斑白，眼角皱纹深如刀刻。他今年五十有三，袭爵三十一年，经历过正德朝的荒唐，经历过嘉靖初年的大礼议，经历过严嵩掌朝后的倾轧。他本以为自己已经看透了，看淡了，但事到临头，才发现，看不透，淡不了。
前厅里，等着的是个年轻太监，面白无须，眉眼精致，是黄锦的贴身小太监，名叫小顺子。他见徐鹏举进来，躬身行礼，姿态恭谨，但眼中没有恭敬。
“徐公爷，干爹让小的来问公爷安。”
“有劳黄公公记挂。请坐，上茶。”
茶端上来，是上好的龙井，但小顺子没动。他从袖中取出一封信，双手呈上：“干爹还有封信，让小的务必亲手交给公爷。”
徐鹏举接过，拆开。信纸是上好的宣纸，墨是好墨，字是好字。但信的内容，让他心头发冷。
“鹏举公台鉴：闻都察院有奏本劾公，本已至通政司。严阁老偶见，甚忧。然朝中事，阁老可周旋。唯账册一事，干系重大。若此物现于天听，恐公百口莫辩。公宜慎之，妥之。黄锦顿首。”
话说得很客气，很隐晦，但意思很明白：你的弹劾，严党可以帮你压下去。但账册，你要处理好。处理不好，弹劾就会变成真的。
徐鹏举将信折好，放在案上，看着小顺子：“请回禀黄公公，账册之事，徐某自有分寸。都察院的奏本，也请黄公公多费心。”
“公爷放心，干爹说了，都是一家人，自然要互相帮衬。”小顺子起身，又躬身，“小的告退。”
小顺子走了。徐鹏举独坐厅中，看着那封信，看了很久。然后，他提笔，蘸墨，铺纸。他要写信，写给俞大猷，写给那个在福建剿倭的总兵，写给陈启明的“盟友”。
但笔提起，又放下。放下，又提起。如此三次，他终于落笔。
“志辅贤弟如晤：东南事急，海疆不宁。闻有匪首陈四者，聚众为乱，劫掠商旅，对抗天兵。此獠不除，海疆难安。望弟厉兵秣马，寻机除之，以靖海波。然用兵之道，在乎天时地利人和，弟宜审时度势，相机而动，切不可莽撞。兄鹏举手书，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
写完了。他放下笔，看着这封信。信写得很含糊，很微妙。“寻机除之”，可以解读为格杀勿论，也可以解读为“寻机”——寻什么机？什么时候寻？怎么除？都没说。“审时度势，相机而动”，更是留下了无数回旋余地。
他要的就是这份含糊。黄锦要信，他给了。但信的内容，黄锦抓不住把柄。将来若有事，他可以解释，可以辩解，可以...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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