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彻底吞没了狭小的院落,只有窗棂缝隙间,透出签押房方向灯笼的微光,在潮湿的砖地上投下模糊摇曳的影子。屋里没有点灯,我独自坐在渐浓的黑暗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本深蓝色粗布封面的杂录册子,指尖传来粗砺的触感,和纸张边缘毛躁的刮擦感。那几行关于“永昌布号”、“锚痕”、“翻江余孽”的潦草字迹,像烙铁烫在眼底,在黑暗中依然清晰可见。
“永昌”布号……这个名字很普通,甚至有些俗气,南京城内叫“永昌”、“永兴”、“隆盛”的铺子不知凡几。但这普通的名字,此刻却像一道无声的警钟,在我脑海中反复撞击。一个城内布号,与一艘在龙江关被查获、船身有锚痕的走私货船产生关联,而且线索最终“不了了之”。这背后,是简单的商业走私,还是更深层的勾结?布号是“翻江会”或其残余势力控制的前台产业,还是仅仅是一个被利用的、不知情的幌子?那模糊难辨的“旧刻锚痕”,是偶然,还是某种传承的标记?
赵老吏,或者说通过他递出这本杂录的人,选择将这段记录放在“胥吏风纪稽查”的册子里,并送到我面前,用意深长。这不是公开的案卷,更像是私下的札记或备忘,记录者(很可能是锦衣卫内部人员)已经察觉异常,但或因权限,或因阻力,无法深入,只能“附记于此,以待后查”。这一“待”,就是十几年。
现在,这“后查”的线索,落到了我这个自身难保的“伤号经历”手里。是机缘巧合,还是有人刻意引导?
屋外传来更夫敲响初更的梆子声,沉闷而悠长,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远处报恩寺的钟声也按时响起,带着一种与衙门死寂截然不同的、庄严肃穆的穿透力。两种声音交织,更衬出这间偏厢的孤绝。
我知道,不能再枯坐下去了。被动等待,只会让这微弱的线索再次冷却、湮灭。我必须做点什么,趁着我“查阅旧档、以史为鉴”的理由尚未引起过多猜疑,趁着递出线索的人(无论是谁)可能还在观望。
但如何做?直接去查“永昌布号”?以我现在的身份和状态,无异于痴人说梦。且不说我根本无法随意离开经历司,就算能,一个“北镇抚司来的经历”突然去调查一家十多年前涉案的布号,立刻就会打草惊蛇,引来不可测的反应。更何况,布号是否还存在,都是个问题。
或许,可以从别的、更不起眼的角度切入。既然“永昌布号”的线索出现在这本关于“胥吏风纪”的杂录里,而且明确提到了“龙江关巡检司上报”、“移交应天府,不了了之”,那么,问题可能不仅出在布号,也可能出在关卡胥吏,甚至应天府经办此事的官员身上。从官僚体系的缝隙、从文牍往来的异常中,或许能找到更安全的突破口。
而这,正是我现在这个“经历”身份,可能勉强能够触及的领域——至少在表面上,我有理由“熟悉旧例”、“了解流程”。
第二天,沈墨来送公文时,我再次叫住了他。经过前两次关于旧档的交谈,他似乎已习惯了我这个“伤号”偶尔对陈年旧事表现出的、不合时宜的兴趣。
“沈书办,昨日翻阅赵老送来的杂录,见其中提及一些关卡胥吏舞弊、勾连外人的旧事,虽已时隔多年,然其手法,今人未必不会效仿。”我指着摊开的杂录中一段关于税吏篡改税单的记录,语气平淡,仿佛只是随口感慨,“如今南直隶各府关隘、税卡林立,留都更是四方通衢,商旅往来如织。此类积弊,恐怕难以根绝吧?不知现今各关卡稽查、税吏考核,是何章程?若有陈年旧案悬而未决,或线索中断,又当如何处置?我北镇抚司在京时,偶尔也会协查此类经济弊案,不知南京这边,惯例如何?”
我将问题包装在对“章程”、“惯例”的请教上,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新官上任、想要了解地方政务细节的官员,而非针对“永昌布号”或“锚痕”的刻意追查。同时,我刻意提到了“北镇抚司协查经济弊案”,暗示我对这类事务并非全然陌生,甚至有潜在的兴趣和“专业背景”,这可以部分解释我为何关注这些“陈年旧事”。
沈墨认真地听着,等我问完,沉吟片刻,才谨慎地开口:“杜经历所虑极是。此类积弊,确如野草,难以除根。现今各关卡,自有户部、工部及应天府派员监理,巡检司负责治安稽查。税吏考核,由各关主事及上峰衙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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