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上海。
旧历新年刚过,空气里却嗅不到一丝喜庆,
只有一种沉滞的、混合着硝烟未散、恐慌沉积、以及冬日湿冷入骨的阴郁气息,
像一张浸透了脏水的巨大灰布,沉沉地笼罩在“孤岛”上空。
租界的霓虹依旧在入夜后闪烁,百乐门的爵士乐隔着苏州河隐约飘来,
高档西餐厅和咖啡馆里依然坐着衣冠楚楚的洋人和华人富贾,
谈论着汇率、股票和最新的好莱坞电影,
仿佛闸北、南市那片焦土和数百里外那座仍在流血的城市,只是平行世界里无关痛痒的布景。
这是一种病态的、建立在无数人尸骨和血泪之上的、
脆弱的、畸形的繁荣,如同晚期肺结核病人脸颊上那不祥的潮红。
然而,即便是在这刻意营造的、自欺欺人的“安宁”之下,更具体、更残酷的苦难,
依旧如同脓疮,在“孤岛”最边缘、最肮脏的角落,悄然溃烂、蔓延。
闸北,苏州河以北,靠近曾经激烈交战现已沦为废墟和无人地带边缘。
这里挤挤挨挨、见缝插针地搭起了难以计数的窝棚。
材料是战火中侥幸残存的碎砖烂瓦、烧焦的房梁、
锈蚀的铁皮、破旧的帆布,乃至废弃的弹药箱和扭曲的汽油桶。
道路是泥泞和垃圾自然碾压出的沟壑,污水横流,
空气中终年弥漫着粪便、腐物、煤烟和绝望的混合臭味。
这里是涌入租界失败、或无力支付昂贵租金和生活费用的最底层难民的聚集地,
是上海华美旗袍下最不堪入目的溃烂伤疤。
人口密度高得惊人,卫生条件几近于无,
饮用水要靠每天从苏州河浑浊的支流肩挑手提,
或购买昂贵且来路不明的水车贩卖的“清水”。
生存,在这里退化成最原始、最残酷的搏斗。
1月15日,腊月十四。
清晨,寒霜凝在窝棚低矮的屋檐和破烂的席片上,呵气成雾。
一阵凄厉到变调的哭嚎,刺破了棚户区麻木的寂静。
哭声来自靠近一条污浊水沟边的一处窝棚。
邻居们被惊动,围拢过去,随即被眼前的景象吓得魂飞魄散。
窝棚里,一家五口,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一对中年夫妇,两个半大孩子,还有一个襁褓中的婴儿,
全都面色青紫,口吐白沫,身体蜷缩,剧烈地抽搐。
地上、破旧的被褥上,满是恶臭的呕吐物和稀水状的排泄物。
那对夫妇已经没了声息,眼睛可怕地凸出,死死瞪着漏风的棚顶。
大一点的孩子还在微弱地抽搐,小一点的孩子和婴儿已然不动了。
哭嚎的是住在隔壁、早起捡煤核的老太婆,她是第一个发现的人。
“瘟……瘟神爷来了啊!!!” 老太婆瘫倒在地,捶胸顿足,发出非人的号叫。
恐慌,如同滴入滚油的冷水,瞬间在拥挤不堪的棚户区炸开。
人们惊恐地远离那处窝棚,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有人说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有人说是染了时疫,
更有人脸色惨白地低语:“是……是霍乱?还是鼠疫?”
消息很快传到了负责这片棚户区“管理”(实则是收取各种名目费用的灰色人物)的“甲长”那里。
“甲长”是个四十多岁、一脸横肉的光头,听说后也吓了一跳,不敢怠慢,
一边派人用破草席胡乱盖住尸体,严禁旁人靠近,
一边急匆匆跑去向管辖此处的警察分局报告。
闸北的华界警察系统在战火中早已残破不堪,许多区域处于半失控状态。
接到报案的警察,也只是远远看了一眼,便捏着鼻子向上报告,
同时严厉警告“甲长”封锁消息,不得引起更大恐慌。
然而,瘟疫的魔鬼,一旦放出笼子,便不再受控制。
1月16日。 距离第一家惨剧不到两百米的另一处窝棚,
再次发生同样状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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