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秋,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外,各国旗帜迎风招展,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正酝酿着一场关乎中国国际地位的重大外交博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其一切合法权利的代表权问题。
就在与基辛格密谈后不久,陈晓通过林默涵,接到了来自国内的又一重托:利用“远航”遍布全球的商业和情报网络,尽可能搜集、分析各联合国成员国在此次表决中的投票倾向、背后动机、可能的交易底线,以及美国(仍支持台湾当局)可能采取的拉拢、施压策略。
“家里需要知道,除了那些铁杆朋友和明确反对者,中间摇摆国家的真实想法。这关系到我们在联大的策略和资源投放。”林默涵传达指示时,语气凝重。
陈晓立刻意识到这又是一场没有硝烟却至关重要的战争。他站在“远航”纽约总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望着不远处的联合国大楼,内心泛起一种奇特的荒谬感:在cIA可能还在某个角落监视他的情况下,他却在纽约的心脏地带,为北京重返联合国提供情报支持。
“告诉家里,我们尽力而为。”陈晓对林默涵说,随即接通了科尔的专线,“大卫,启动‘全球舆情评估’特别项目,最高优先级。目标: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关于中国代表权的表决预测。我要知道每一个可能摇摆的国家的真实意图和价码。”
“远航”这台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隐秘机器再次高效启动,但这次的目标不是商业竞争,也不是人员转移,而是外交情报。
科尔麾下的“幽灵”运营官们,分散在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堪培拉、亚非拉各大关键首都,以贸易代表、文化顾问、媒体人等身份为掩护,开始了一场无声的外交情报搜集战。
他们的手段多种多样:
- 在伦敦, “幽灵”通过与英国外交部某司长有私交的爵士夫人,在下午茶时间“偶然”得知了英国政府内部在是否改变立场——从支持台湾当局转为支持北京——上的激烈争论,以及最终倾向于转变的关键因素和可能的时间点。
-在巴黎,与法国某智库学者的“学术交流”中,确认了戴高乐主义影响下,法国作为率先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在此问题上将继续支持北京的坚定立场,并可能对前非洲法属殖民地国家产生影响。
- 在波恩,通过对西德经济部官员的“商业咨询”,了解到西德勃兰特政府推行“新东方政策”,急于改善与东方关系,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态度暧昧,但有可能被与东德的交易或其他西方盟友的态度所影响。
- 在渥太华,与加拿大议员助理的“社交活动”中,摸清了特鲁多政府推动与中国建交后,在此问题上支持北京的态度明确,且正在游说某些英联邦国家。
- 在亚非拉国家,“幽灵”们更是如鱼得水。他们出入当地官员的沙龙、部落长老的帐篷,通过分析当地报纸倾向、追踪政要公开表态、甚至了解某些国家急需的经援项目,来综合判断其投票倾向。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还是可能被台湾当局的“金元外交”所动摇,或是受到美国的压力而犹豫不决。
所有碎片化的信息,通过加密渠道源源不断地传回纽约总部。科尔的情报分析团队,像处理oSS战略情报一样,对这些信息进行交叉比对、去伪存真、量化评估,最终形成一份详尽的动态评估报告。
报告不仅列出了可能支持、反对、弃权及摇摆的国家名单,还分析了关键摇摆国家——如一些非洲、拉美、西欧国家——的决策影响因素:是源于意识形态、历史友谊,还是受经济援助、能源需求、地区平衡或美国压力的驱动?甚至预估了某些国家“票价”(如果被拉拢的话)的大致范围。
陈晓亲自审阅这些报告,并凭借其超越时代的宏观视野和对国际政治的深刻理解,进行最终的风险评估和趋势预测。他特别指出,美国提出的“重要问题”案(需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和“双重代表权”案(既接纳北京也保留台北)是其主要阻击策略,但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争取到足够多的中间派国家,特别是数量众多的亚非拉国家。
这些经过提炼、去除了具体信源的核心分析结论和投票预测,通过林默涵掌握的绝密渠道,被分批、加密传回国内,直达负责此次联大斗争的中方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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